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

产业的空间演进是产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对其空间区位进行选择及变换的过程.基于区域二重开放的经济现实,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之下构建两国三区域模型,比较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在各个区位的收益,推导出企业空间区位演变的判决条件,进而构建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分析表明: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其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尤其是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     

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中国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表明：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该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相对于其他地区和产业,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地区、沿海地区和交通网络中心地区,对交通依赖度较高的“交通密集型产业”、缴税较少和效率较低的“非期望产业”,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强的吸引企业进入效应;此外,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开放均能促进企业进入,且两者的吸引企业进入效应是相互强化的。地方政府应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联动协同;在积极推进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同改善影响营商环境的其他各种因素;积极对接国家交通网络布局,合理布局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省会城市旅游经济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基于27个省(区)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核心-边缘结构理论、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旅游空间状态、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其他区域为边缘的核心-边缘结构发育典型;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在总体趋于扩散的大趋势下,同时存在着空间集聚;边缘地区区位条件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了旅游业的扩散,弱化了省会城市的集聚状态,而其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仍然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集聚。     

基于降低企业迁移成本的北京产业疏解对策研究

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点对象。北京产业疏解存在以行政手段为主、企业迁移动力不足等问题。企业迁移成本可分为信息成本、评估成本、搬迁成本、重置成本和区位损失。基于企业迁移成本构建承接地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京津冀东部滨海发展区、中部核心功能区是北京产业疏解过程中企业迁移成本较低的地区;天津、沧州、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是企业迁移成本较低的城市。以降低企业迁移成本为目标提出北京产业疏解的对策,这将有助于减少北京产业疏解阻力、提高企业迁移绩效,为北京产业疏解和企业迁移提供实践指导。     

产业集聚与新创企业关联性分析

在界定产业集聚与新创企业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产业集聚与新创企业在组织行为与绩效上的高度关联性。研究发现初创企业的涌现影响着产业集聚范围的扩大;而产业集聚边界的拓展为新创企业管理效率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运用区位熵指数和动态因子分析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水平情况,运用空间计量的有关模型,基于空间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分布存在区域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     

基于部门异质性的产业扩散模式研究——以广东省内产业转移为例

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是区域发展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二者的大小又要受到行业关联效应和要素结构的影响。由于关联效应和要素结构不同,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扩散特征:关联度低、劳动密集度低的产业扩散倾向不强,多在经济条件类似的地区之间扩散;关联度高、劳动密集度低的产业地区粘性最强,核心企业一般不会改变生产区位,通常会发生配套企业向周边邻近地区转移的的空间连续性扩散;关联度高、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扩散具有一定的倾向,核心企业可能会迁移,并引起配套企业集体向要素成本较低的地区扩散;关联度低、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扩散倾向最强,区位迁移通常会跨越较大的空间维度。各级政府在制定促进产业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产业的扩散特征,增加区域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溢出效应、边界选择与产业集聚测度

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结果受所选产业加总水平与地理单元大小的影响,后者应以集聚过程中溢出效应的产业边界与空间边界为基础。当前产业集聚测度研究普遍存在产业加总水平与地理单元选择过大的问题,本文试图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测度结果是否存在偏差,偏差的系统性、方向、大小和影响因素,以及有偏的测度结果对集聚经济研究的影响等。结果表明,超出空间边界或产业边界的测度结果将显著偏低,并导致对集聚经济的低估;按省测度的区位基尼系数比按市测度平均低了近40%,两位数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通常低于其所含三位数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的均值,甚至最低值。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产出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2011-2019年间中国31个省(区、市)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产出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国、东部、东北创新产出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西部和中部的集聚程度不断减弱;全国各地区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莫兰指数Moran's I呈现"W"型波动特征;低-低...     

不同生命周期下集成电路企业的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不是万能的,但纳税筹划确实存在筹划空间。国家为了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增加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为集成电路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经营提供了良性发展的环境。集成电路企业可以在掌握国家税制的基础上进行纳税筹划,这种纳税筹划存在着广阔的运作空间,有时还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奇妙效果,为企业大大节省了税金成本,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企业的运作。     

国家低碳战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城市试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并且带动、突破与引领全国低碳发展,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也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重要契机.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及与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匹配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低碳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丰富了将低碳城市试点切入企业层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是基于中国情境对"波特假说"相关领域研究的补充,为低碳城市试点的深入推进及企业以该试点为契机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城市服务行业分布格局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服务行业空间分布的特点和演变趋势,通过分析服务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商、集中率等指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中国城市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不断追求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2)公共服务业的均等化趋势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包容性。(3)中国城市服务行业集聚性或均等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性服务业最具规模化和集聚化特征,集聚水平最高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活性服务业的集聚度略低,且追随人口而布局。公共服务业呈现更加均等化趋势。(4)中国城市服务行业有明确的集聚方向。行政等级高、经济规模大的城市以及沿海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区。(5)中国城市服务行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已经形成了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格局。     

基于治理能力的新创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目前中国大部分新创企业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隐患,因此对于新创企业治理能力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以治理能力为核心,以治理机制为突破点,结合新创企业内、外部治理的状况及问题,探讨了在一定治理目标下的治理优化模式,并且分析了合法性与新创企业之间的关系。     

物流独角兽企业与城市物流、城市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地理经济学研究模型,考察10个城市的27家物流独角兽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动趋势,并将物流独角兽企业与城市物流、城市经济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物流和城市经济有效促进了物流独角兽企业的整体发展,且物流独角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与城市物流和经济发展空间聚集一致、城市间分化愈加明显、城市分布格局尚处于演进阶段等典型特征;物流独角兽企业、城市物流、城市经济等变量的空间耦合度表明,城市物流和城市经济对物流独角兽企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在不同城市有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扬长避短,各城市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物流独角兽企业的发展,通过实施有效的差异化政策等举措促进城市经济与物流产业协调发展,发挥城市物流和城市经济对物流独角兽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无锡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发展水平分析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然途径。中心城市由于特有的区位优势集聚了大量的现代服务业,因此研究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竞争力的发展水平状况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产值、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区位熵等指标来衡量无锡服务业竞争力发展水平水平,通过数据分析对无锡服务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旅行社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旅行社业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代表着地区旅游业总体发展水平。目前,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等要素的差异,旅行社业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平衡性。研究我国旅行社业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对于正确认识旅行社业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优化旅行社业的空间布局和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促进我国旅行社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主要研究我国不同城市旅行社空间分布形成的影响因子并对其进行相关分析,从而初探旅行社空间分布的成因模型。     

长吉图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研究

分析了长吉图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了长吉图发展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因素,长吉图区位具有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资源丰富多样和高校众多的优势等,为长吉图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也存在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经济不足、科技资源匮乏、企业参与不多、有关政府部门关注度不够等。因此研究长吉图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对优化吉林省产业布局、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省会发展建设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和济南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具有城市集聚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区位条件好、资源禀赋丰等优势。但由于历史积淀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等原因,济南发展面临着发展空间不足、城市与产业布局不尽合理、与周边地区分工不甚明确、城市辐射力不强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为了加快济南发展,本文提出了“外拓空间,内优布局,做强产业,提升功能”的发展思路与具体对策,最后对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业拼凑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风险承担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科技型新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提升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研究以创业拼凑理论为基础,利用193家科技型新创企业问卷调研数据,探讨创业拼凑与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二者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问题导向型创业拼凑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机会导向型创业拼凑对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性负向调节问题导向型创业拼凑与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正向调节机会导向型创业拼凑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问题导向型创业拼凑、机会导向型创业拼凑与科技型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均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创业拼凑理论在创新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并为科技型新创企业如何发掘创新机会、合理利用资源、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