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ARCH模型的上证综合指数实证分析

使用GARCH模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2000年1月4日-2009年10月14日的每日收盘价进行数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股市日收益率具有明显的异方差性、波动性、聚集性、持续性和杠杆效应。这表明外部因素对股市的冲击很大，收益率与风险不一定成正比。     

境外股东持股影响中国股市风险的门槛效应研究

使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境外股东在中国股市充当了一定“调节器”的角色,即：当股价波动剧烈时,境外股东增持可以降低波动;当股票交易不活跃时,境外股东增持又能活跃市场。同时,境外股东持股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境外股东持股市盈率、资产负债率相对高和基金持股相对少而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时,境外股东持股能降低股价波动、股票收益率波动和系统风险;反之则会增加股市风险。应引导境外股东战略持股市盈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股价波动较大的上市公司,从而充分发挥其“调节器”作用。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的传染渠道及效应——基于VAR模型和BEKK模型的检验

采用VAR和BEKK模型研究了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股票市场、货币市场、汇率市场与我国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均值及波动溢出效应,并通过对比危机前后溢出效应的变化,分析了其是否对我国股市产生了传染效应。研究发现,通过美国股市、货币市场和汇率市场,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收益率均值水平的传染效应显著,仅通过美国货币市场金融危机对我国股市波动性的传染效应显著。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股市的风险研究

本文运用EGARCH-t模型,实证研究自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股市的动态VaR值,并对两国的股市风险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美股市均存在冲击的非对称性,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呈现出聚集性和持续性;中美股市都存在风险低估的现象,且中国股市低估风险的程度小于美国股市低估风险的程度;中国股市的风险高于同时期的美国股市,其股票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银行业压力测试的国际比较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对全球经济金融运行造成了重大冲击,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深陷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增加,对银行业稳健经营带来重大挑战.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银行业压力测试框架、场景和模型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美联储等3家主要央行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压力测试的情况,最后结合我国压力测试的实践给出了充分考虑政...     

中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持续成长的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股市性质评判与预测指标构建的实证研究

股市预测一直是热门且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运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对1990年12月19日—2018年12月31日的上证综指牛、熊市状态展开识别及预测研究,并建立新的评估体系对结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识别中,基于规则的方法表现的更好;而在预测中,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表现得更好;宏观预测变量的加入对各类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应对之策

产业链国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产业链全球合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中国既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基础设施,又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独特地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以及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是大势所趋,中国应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顺势而为,保持中国产业链韧性,为中国经济高...     

中国股市价值溢价的时变性——基于区制转移模型的分析

鉴于已有研究在考察价值溢价现象及其成因时都未考虑股市的周期性,本文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识别股市在不同状态间的转换,并分析价值溢价的时变性特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股市价值溢价表现出了与美国等成熟股市显著不同的时变性特征:牛市时期的价值溢价较高,熊市时期的价值溢价较低;市场高波动时期的价值溢价较高,低波动时期的价值溢价较低;价值股的下行风险低于成长股,时变风险无法对价值溢价及其顺周期特征做出解释.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演化及中国对策——基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使各国联系紧密,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中国面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提升GVC地位的挑战。以新冠肺炎疫情对GVC的冲击为切入点,结合“十四五”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基于数据分析与文献综述,分析疫情对GVC的影响,为政企应对逆全球化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疫情阻碍中国在GVC中地位的提升,推动GVC重新布局。为此,中国应优化企业战略应对、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各国协同抗疫为契机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     

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探析

本文利用Garch-M模型对2009年²014年初的中国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此期间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内地股市对香港股市具有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同时内地股市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所以需要更高的风险溢价。     

国际大宗商品对中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结合溢出指数法,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与我国股票市场行业指数2011—2021年的日度数据进行匹配,从波动溢出视角,研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我国股票市场间的价格波动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同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各行业存在风险净输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原材料和可选消费行业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其中金属类大宗商品风险溢出最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对我国股市风险溢出具有时变特征,极端事件冲击与系统风险溢出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而强监管政策的实施则能有效抑制系统风险的扩散。根据结论,提出监管层加强风险监管、投资者做好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等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ARCH类型模型对沪深股市收益之间的关联性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研究股市的结构和判断股市的走势及风险传递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结论显示:沪深股市日收益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沪市日收益的历史信息能用来改善对深市未来趋势的预测;沪深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全球股市泡沫测度及其相依结构分析

危机传染效应以及股市间日趋紧密的联动性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跨市场风险监管和协调的难度.基于全球21个代表性股市在1995年9月～ 2015年5月间的走势,实证分析各国股市泡沫演化过程及其相依结构特征,结果显示:(1)21个股市均存在多次泡沫,且泡沫严重时期主要集中在1997年、2006年～2007年间;中国沪深股市泡沫程度相对更为严重,美国股市泡沫程度最小;各股市泡沫之间的相依结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特征.(2)各股市泡沫之间普遍存在较高的相依性,且呈现出对称或不对称的上下尾相依结构特征;新加坡股市、巴西股市、德国股市和美国股市起到枢纽中心地位的作用.(3) R-VineCopula方法的建模效果优于C-Vine Copula和D-Vine Copula方法.     

基于非参数核估计的股市风险理论及监管机制研究

根据我国股市非市场化特点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等问题,在股票市场价格严重失真情况下,运用非参数核估计方法,拟合股市的理论收益率指标,通过对比股市实际收益率指标显著性偏离关系,提出我国股市风险理论涵义与计量方法,并根据理论收益率的置信区间设计了区域性风险监管机制。实证显示：非参数核估计能够很好地估计股市理论收益率指标,准确地计量与监管我国股市风险动态变化情况。     

战“疫”中的育人元素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

在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中国担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鲜活的素材,成为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载体。充分挖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蕴含的丰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探索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金融安全风险感知的社交网络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来自COVID-19期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社交网络在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的同时,也成为金融安全风险传导的新渠道.基于风险感知溢出模型,研究金融安全风险感知在社交网络中的扩散机理,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研究对象,根据COVID-19期间社交网络文本信息构建区域风险感知指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风险感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基于社交网络信息的金融安全风险感知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疫情变化与金融市场繁荣程度对周边地区的金融安全风险感知程度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国舆情环境能够有效引导投资者情绪保持稳定.研究结果为有效监管金融安全风险感知的跨区域传导,提升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基于GARCH-M模型的中国创业板收益率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创业板指数收益率进行统计性分析和残差检验,并建立了AR模型,发现残差序列存在明显的ARCH效应,即过程的方差不仅随时间而变化,而且有时变化很激烈;按时间观察会有＂波动丛集性＂或＂波动聚集性＂;从取值的分布来看有＂高峰厚尾＂的特征.因此,主要借助能够避免过度拟合并且更加简约、在处理金融数据易变性方面和非对称效应方面具有优势的广义ARCH模型（GARCH）消去ARCH效应、分析每日收益率,并利用GARCH-M模型对我国创业板的收益率与风险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利用信息冲击曲线来分析正负消息的冲击力差异,即＂杠杆效应＂.     

疫情背景下我国国家财政治理研究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我国财政治理理念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新冠疫情时期的国家财政内部治理逻辑体系,梳理新冠疫情时期的国家财政治理措施,并将其与我国财政日常治理以及非典时期的财政管理工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财政工作相较于日常及非典时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效果均有所提升,显著减轻了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有效缓解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国家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财政治理呈现三重逻辑:疫情爆发期间的专项财政资金投入遏制疫情蔓延、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疫情危机后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财政治理理念内化。新冠疫情后的国家财政治理需进一步明确国家治理核心支撑的战略定位,持续推进现代财税制度改革,厘清财政治理体系关联主体的权责边界。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出来,对当前城市高质量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要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把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减速与竞争加剧,加重了对外开放合作的难度,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探索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借助数字革命带来的技术便利,转变城市发展动能.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要特别关注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命健康产业将是城市未来竞争的焦点之一;二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成为城市建设的迫切任务;三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要大力培育有担当力的骨干企业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 ——基于政治动因与经济动因叠加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引发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隐忧。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布局已经逐渐呈现由离岸布局向近岸、在岸布局转变的趋势,而这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动因: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导致跨境贸易的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分工的收益相对下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深刻影响了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弱化了发达国家发展制造业在劳动力方面的约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暴露了复杂产业链和供应链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出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动因与上述经济动因叠加,会加速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步伐,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紧迫性显著增强。中国要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升级优势,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持续扩大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筑并完善境内重点区域和跨境区域性产业链集群,以核心企业为龙头强化科技自主创新,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力,加速向价值链高端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