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基于流动性管理的分析

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因投机动机而占用企业流动性资源,加剧融资约束,对实体投资造成挤压。这是形成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两种现象并存的内在机制。为衡量这种内在机制,本文使用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流动性管理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收益会推动超额现金的持有,通过超额现金的中介效应引致了融资约束程度的缓解;而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行为则产生相反的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典型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无论是外部股东的投票机制,还是来自内部的代理成本与高管持股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流动性效应。     

融资约束、投资效率与融资渠道选择

研究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盈利能力、融资渠道与其投资效率,发现融资约束主要通过银行信贷途径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对股权融资途径影响较小。充分现金持有、盈利能力强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在融资约束条件下,国有企业通过债务融资可以提高投资效率,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在非融资约束条件下,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的投资效率提高。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财务报告问询函作为重要的一线监管措施，从多个渠道影响着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财务报告问询函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通过发挥治理效应降低公司的现金持有，同时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提高现金持有，且治理效应渠道效果强于融资约束渠道。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收函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得到改善，研发投入以及现金股利支付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在高收函频率、低公司治理水平情形下更明显。财务报告问询函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价值。文章将现金持有动机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了一线监管领域，揭示了财务报告问询函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机制，为监管转型背景下的企业财务决策问题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会影响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数字金融可以缓解环境敏感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在环境敏感型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数字金融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基于2011—2020年865个环境敏感型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的创新投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在衰退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敏感型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重要传导变量，融资约束的负向中介作用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环境敏感型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要结合企业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政策。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中介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表明,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则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融资结构角度为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掏空"与控制权转移的视角

本文从股权质押的视角切入,基于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先增后减.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识别了在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与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动机.在金融化偏好检验中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促使企业配置具有投机性的、容易变现的短期金融资产,从而规避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在经济后果检验中发现,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企业会持有更多现金以预防不利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控股股东专注于企业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抑制金融创新水平和增加风险集聚的独立中介渠道以及“抑制金融创新水平→增加风险集聚”的链式中介效应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其中，增加风险集聚的独立中介渠道最为突出；基于分样本分析发现，大规模银行的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抑制金融创新能力和增加风险承担水平两条独立中介渠道对盈利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小规模银行的绿色信贷可通过提高金融创新水平对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应用Almeida(2004)提出的融资约束模型,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6年期间5702个样本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高于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在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和金融发展对现金—现金流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推进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主的数字化经济建设是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流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积累人力资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经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充分识别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实施。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并购对目标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

融资约束使企业保持较高的现金水平而影响了投资机会。并购通过有效配置存量资本和扩展融资渠道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本文选取2007-2012年以上市公司为目标的并购样本,以检验并购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下降,同时投资水平上升,表明并购从总体上看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但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和独立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而其他类型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相对较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演进趋势与路径选择——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的分析

经济金融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从总量与结构两个维度深入分析我国经济金融化演进趋势,认为总量方面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持续提升,结构方面货币类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结构失衡、债权与股权融资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杠杆率高企、债务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阐述金融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效应,提出通过拓展股权融资渠道,提高金融机构体系抗风险能力,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实现向合理金融化的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与上市公司金融化

基于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诱导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金融资产,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企业和注册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股权制衡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逆向调节效应,较高的股权制衡度能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正向关系。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格外留意企业管理层过度持有金融资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