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新兴市场弹性汇率制度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双重冲击的减震器作用研究

美联储货币政策由量化宽松转为量化紧缩会产生外溢效应。文章选取43个国家2002—2019年的月度面板数据验证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弹性汇率制度在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及信息披露冲击时的减震器作用。研究发现：这种减震器作用存在差异性,应对跨境资本无规则流动时,弹性汇率制度是单纯货币政策紧缩冲击的放大器、信息披露经济向好冲击的减震器,且后者的减缓作用大于前者的强化作用。为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建议新兴市场国家应立足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汇率安排。各国央行应加强沟通交流,提高政策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资本账户管理制度。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国频繁调整货币政策和运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政策溢出效应,加之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美国货币政策溢出对中国债券市场具有显著影响,短期债券受影响程度大于长期债券;溢出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性,美联储在经济衰退阶段实施的扩张性刺激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冲击更大;美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汇率渠道影响中国债券市场,并且其在2015年后显示出更强的有效性。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快补充创新金融工具,建立股、债、汇及大宗商品市场联动的风险预警与联合干预机制,通过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来降低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建议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出台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2022年3月以来,受通胀高企等因素影响,美联储先后进行加息、缩表的政策操作,正式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引发全球其他经济发达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快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和进出口受损等情况,并对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冲击。目前,在多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需要警惕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通过利率、汇率以及流动性等渠道产生的“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建议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项原则”,防范资金跨境流动和汇率“两类风险”,统筹实施统筹经济与金融、内部与外部、发展与安全的“三对关系”,积极应对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物价、经济增长、风险防控等目标。     

跨境资本流动、通胀风险与汇率波动的时变效应研究

自人民币纳入SDR份额以来,跨境资本、通胀风险和汇率波动的联动效应愈加明显,三者间的关系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2019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通胀风险与汇率波动的时变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汇率冲击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对跨境资本流入的正效应有强弱之分,而对国内通胀的冲击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具有异质性。第二,通胀风险对汇率的冲击总体上呈现正效应,国内通胀上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并无明显的负效应。第三,跨境资本流动对通胀的冲击在国内通胀上升周期存在正效应,在通胀平稳或下滑周期更多体现为负效应,而跨境资本流入对汇率的冲击整体上为正效应。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基于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

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正式启动,我国面临的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构建开放经济两国DSGE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从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支柱”视角比较分析我国应对政策的效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境外加息对我国主要经济金融变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短期资本外流增加,银行信贷约束收缩,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国内资产价格和通胀率下降。央行通过降低本国利率或跨境资本准备金审慎政策加以应对时,会面临稳产出、稳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难选择,但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调控,在降低境外加息冲击对我国不利影响的同时,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促进了国内经济繁荣和世界经济复苏,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剧了国际资本流动。随着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动将产生冲击,并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地缘政治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TVP-SV-VAR模型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向短期跨境资本传导的主要渠道,并利用DY溢出指数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地缘政治风险溢出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渠道下资本流动的关联。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时变的短期负向效应,并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向我国资本市场传递溢出效应;当地缘摩擦加剧时,政治风险会基于市场互联不断传染放大,造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资本市场子市场的跨市场溢出。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外部冲击的宏观审慎研判,持续完善外汇交易真实性审核和实需管理,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和稳慎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两方面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弹性和韧性。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外溢效应 ——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美联储数据特征构建LT—TVP—VAR模型,从加息和缩表两个层面实证研究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将主要通过流动性供给冲击和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导致我国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上行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美联储缩表的目的是回收过剩流动性,并促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短期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其长期外溢效应取决于缩表的速度和力度.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市场外溢影响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要积极应对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效应,提升金融市场应对非预期冲击的能力,防范外部冲击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如何通过计价货币影响银行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1999—2019年55个经济体以计价货币划分的银行跨境债权债务季度数据,考察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对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欧英日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能够促进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与机制检验表明：美欧英日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方面能够通过推动外币出口收入增加促进以其货币计价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能够推动以其货币计价的存贷款业务从国内银行转向国外银行,促进银行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力度在不同计价货币、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均有差异。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美欧英日货币政策冲击对相应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更好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变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走向,本文利用2007年2月—2019年12月美国与中国相关月度金融数据,建立TVP-VAR模型来分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联储扩表与缩表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并在不同时点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美联储扩表时对我国银行间利率的影响要大于缩表时的影响,且不论缩表还是扩表均会导致我国M2增加,对汇率和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存在显著的长期负向冲击溢出效应。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时变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取中美两国1998-2017年度的季度数据,建立TVP-VAR模型,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影响的时变特征和结构性变动;采用蒙特卡洛抽样法、脉冲响应分析和时点脉冲响应分析,从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三个渠道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利率和美联储加息通过利率的传导渠道在短期内对中国资本流出的溢出效应明显,正向作用在加息后第二季度达到峰值;而汇率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对中国资本流出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对资本流出溢出效应较弱。由结果可知,通过在国内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可以有效地减轻因美联储加息给我国资本流出带来的压力。     

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对弈——农产品价格安全视角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中国农产品价格存在关联性影响;二是汇率效应存在异质性,美债利率效应存在市场预期干扰;三是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周期特征存在差异,石油美元价格对农产品价格具有显著冲击效应,因而是政策溢出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基于文本分析和事件分析法的实证

本文以2003年1月至2021年12月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所披露的政策声明作为文本基础,生成针对FOMC政策声明的金融学词典,构造FOMC货币政策沟通指数。研究发现,该指数对美国利率具有前瞻指引作用。本文使用FOMC货币政策沟通指数作为美联储政策的代理变量,采用无套利Nelson-Siegel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对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建模,使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冲击存在期限差异,对曲线短端的冲击以预期收益为主,而对长端的冲击以风险溢价为主。“8·11”汇改后,汇率弹性增加,美联储政策对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溢出效应下降。本文政策建议如下：建立货币政策舆情收集分析系统,完善外部利率预警机制;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降低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效应;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实现国内宏观金融的稳定。     

美联储加息与缩表进程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

鉴于严峻的通胀形势,美联储连续于3月、5月两次议息会议上加息,共计75个基点,同时宣布将于6月开启缩表计划。尽管加息节奏稍显温和,但缩表进程与前次相比,节奏更快、力度更强、规模更大,激进态势初显。美联储本次加息和快速缩表同步进行,中美利差逐步缩小甚至倒挂,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汇率水平和货币政策的外溢冲击值得重视。由于我国自疫情以来,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取向,金融体系稳定性与自主性持续提高,应对外部冲击能力显著增强,总体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我国影响有限。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尽快落实增量政策工具,以前瞻性应对中美政策周期错位。同时,汇率政策应兼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丰富人民币汇率管理工具,持续推进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有效应对美联储政策超预期调整带来的全球流动性风险。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美联储在2012年12月12日宣布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QE3的冲击还未结束,QE4又再次推出,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从引导经济上行预期、缓解财政悬崖、货币政策"去独立性"和全球流动性释放四个方面阐释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从货币政策调整压力、出口贸易冲击、资本流动不确定性、输入型通货膨胀、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外汇贷款波动、大宗商品及房地产价格上涨、美元储备缩水八个方面分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美联储不同紧缩周期内本币主权债尾部风险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外债偿还风险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近十年来，外资增持本币主权债力度不断加大，美联储货币政策全球溢出效应日趋加强，对新形势下我国本币主权债的安全性提出挑战。本文运用条件在险价值法衡量了美联储不同紧缩周期对各国本币主权债信用违约风险的极端冲击。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本币主权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日益加快，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相较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我国本币主权债在极端冲击下表现出较强的安全属性。在美联储采取极端紧缩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来自境内不同主体发行的本外币债信用价差、国内汇市、股市和主要行业指标对本币主权债风险溢价的冲击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