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中国制造产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

采用2006—2016年我国省际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不同“邻近”矩阵下哪种类型的产业集聚对提升能源效率更有利,结果表明：在四种“邻近”权重矩阵（地理位置、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嵌套权重）下,我国省际能源效率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关系,且我国制造业的产业专业化比多样化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多样化对能源效率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产业专业化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抑制作用,即同一产业的溢出会对能源效率提升产生抑制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专业化所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产业多样化。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一环是资金支持，绿色金融恰是链接资本与“双碳”目标的重要纽带。在“双碳”目标下对当前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行考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利用2009～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我国主要碳源的工业和农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工业和农业碳排放强度，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现工业和农业碳减排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支持绿色科技创新和增加绿色投资；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现工业和农业碳减排的过程中，能源效率改善作用尚不明显。本文基于实证结果，从积极推广试点经验、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加大绿色投资力度、持续发力节能提效层面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节能目标政策与地区能源效率

政府目标如何驱动能源效率改善是一个重要问题,“十一五”规划节能目标政策是中国转向能源节约型社会的关键契机。本文通过手工收集地级市层面节能目标约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节能目标政策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节能目标政策显著提升能源效率,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节能目标较高地区通过调整经济增长目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地区能源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治理激励和晋升激励较强地区的能源效率改善效果更好,自然资源禀赋低、市场化水平高、财政支出水平高的地区政策效果也更加显著。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上述发现,为中国在“双碳”背景下合理制定和科学实施节能目标政策提供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2003—2015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种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指标,研究环境规制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所处行业和产权性质的不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R&D经费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的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国有股权参与能否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绿色战略转型,特别是重污染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文选取2008~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研究国有股权参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与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参与能够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均会影响国有股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碳达峰压力、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效率

在碳达峰压力下，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成为国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2015—2021年国内293个地级市工业企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采用SYS-GMM以及工具变量法探赜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具有推动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长效机制；两者协同影响主要经由控制工业能源消耗量、缩减碳排放量以及提升技术应用水平的路径实现；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约束激励机制对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有重要影响。据此，为推动国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多时点PSM-DID的验证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实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验证了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稳定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结论可作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依据，同时为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力度提供经验支撑。对此，本文建议：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引导企业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体，缩小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差异。     

环境规制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推动社会发展绿色化，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企业清洁技术的创新程度已成为评价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指标。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政策和企业清洁技术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我国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N”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会对清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与末期，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较西部地区较小。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应灵活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以便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兼顾地区差异性，促进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     

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并购受到企业管理层的青睐,但对绿色并购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化。本文基于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发生过并购交易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绿色并购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改善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低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后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因此建议：积极宣传绿色并购,推动绿色转型升级;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发挥技术协同效应;适当放宽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实现企业效益与环境绩效“双赢”。     

“双碳”目标引领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以“双碳”目标引领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双碳”目标有利于微观主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本文从内在驱动力和外在牵引力两方面分析“双碳”目标引领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提出“双碳”目标下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增强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意识;以环境政策为引领,构建工业企业绿色制度体系;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升工业企业绿色生产效率;以金融市场为支撑,创新工业企业绿色金融产品。     

技术创新驱动互联网公司成长的实证分析——以沪深A股互联网上市公司为样本

依据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182家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以研发投入强度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从市场规模、盈利能力、营运效率视角,采用稳健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技术创新对于我国互联网上市公司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1.52%,呈逐年提高态势。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互联网公司的市场规模增速与资产营运效率。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盈利能力可能存在促进作用,但未得到大部分时期数据支持。因此,要统筹协调促进研发资源聚合,引导有能力的互联网企业加强数据存储、信息传输与高性能计算等基础层技术攻关,促进基础层资源云化,以辐射更多的应用领域。     

管理者环保经历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助力路径——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烙印理论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管理者的环保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者的环保经历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环保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助力作用是通过技术创新氛围和财务资源获取两个路径得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比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管理者环保经历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能否提升能源效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和合成控制法评估电力市场化改革对试点省份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电力市场化改革显著提升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作用路径上，强制型政策工具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混合型政策工具通过驱动技术创新，自愿型政策工具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拓展性分析显示：中国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均属于部分回弹，其中售电侧改革试点省份的能源回弹效应明显高于非试点省份，在地区分布上呈自东向西递减趋势。鉴于此，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完善市场电价机制，构建电力交易低碳化跨域协同发展机制，从而更好地助力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建设，实现减排目标。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营商环境、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基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视角,采用2010～2021年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指数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因绿色专利类别、企业产权、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各地区应着力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缓解融资约束,制定绿色发展激励措施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新发展阶段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其绿色转型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企业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效提高任务依然艰巨、企业绿色技术供给不足且创新成本高、碳定价机制不健全并尚未征收碳税、企业缺乏碳排放统计标准和信息披露动力。为此，新发展阶段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应加速企业能源绿色转型、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健全碳定价机制、完善企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实施企业绿色转型发展资金政策，更好地形成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进策略。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外溢、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的24个地级市为研究标的,深入阐释了技术溢出视角下O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机理。采用非径向的方向距离函数(SBM)对长三角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分析,并量化测算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规模,进而将技术创新因素纳入面板回归模型,实证解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值的传导渠道以及动态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间,长三角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值改善效果明显,且各城市间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异质性;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动态互动机制;地区能够通过提升对OFDI逆向溢出技术的获取吸收能力来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优化当地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而逐步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也能增强本地的OFDI逆向溢出的技术吸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