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治理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制度设计

本文以跨区域公共事务的特征为分析起点,指出跨区域公共事务应寻求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道路.通过对从"囚徒困境"到合作博弈的解析,分析了跨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可能性及其所要具备的条件.即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加强各方协商和信息交流.具体的制度设计重点是,创建和完善动力激励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此外,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跨区域公共事务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长江三角洲跨域治理的路径及其深化

从跨地市及地市以下两个空间尺度,对跨域治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追踪,发现:长江三角洲跨地市空间治理经历了由行政指令到地方政府对话交流,再到目前的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建立三个阶段;行政区划调整则是地市以下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基于治理内涵和存在主要问题,认为,深化长江三角洲跨域治理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推动政府改革与创新、完善多元行为体博弈机制和推动多层空间治理组织的发育.     

环洞庭湖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及其机制建设研究

随着现代市场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信息化迅猛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跨区域公共事务日渐剧增。环洞庭湖区域产业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湖区水资源管理、环境污染治理、共同资源开发、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等一系列跨区域公共事务的不断涌现,传统区域行政模式和单个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导致了大量的跨区域公共事务无法有效解决,亟待建立健全包括信任、协调、沟通和监督机制在内的环洞庭湖区域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环湖区公共事务的良性有效治理。     

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治理跨区域公共事务有效性缺失的原因及对策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经济社会的纵深发展加强了各区域、各地方政府间的联系,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区域公共问题,超出了单个地芳政府的应对能力,迫使政府寻求合作治理之路,使得合作治理也因此成为了研究的热点。结合合作治理的相关理论。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治理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必要性、存在问题及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对策

地方政府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稳定。目前,我国存在着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不清、政务公开不完善、地方保护及公民参与不强等问题,因此应当采取树立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开展跨区域合作治理、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和鼓励公民参与等措施,以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我国区域治理的制度经济分析

区域治理理论认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治理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可以平等协商公共事务,其本质是制度创新。然而目前我国区域发展面临较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原因是区域治理理念滞后和治理体制机制缺陷。今后我国区域治理要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构建有效的制度安排,设计有效运行机制,重点在行政管理、政策体系、法律法规、考核评估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公共协商、社会参与、利益补偿、信息传递、监督约束上进行机制设计。     

政府跨域治理的缘起、系统属性和协同评价

政府跨域治理既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热点领域,亦是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核心议程。复杂系统研究已经广泛地影响到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和各个分支领域,形成了理解公共管理的新范式。文章认为,跨域治理系统在子系统数量和层次、系统的开放性、涌现性、演化性等方面都具有复杂系统的属性。在复杂系统范式下,何种协同机制可以实现系统的协同,如何对跨域治理协同进行评价是政府跨域治理研究的核心。针对此问题,文章提出了跨域治理协同评价的逻辑框架和基于序参量识别的政府跨域治理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西方典型国家税权治理模式与完善我国税权治理机制的思路

良好的税权治理机制有助于恰当的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和税权配置关系,实现政府的各项经济和社会目标。当前,我国税权治理机制存在事权、财权和税权不统一、税权高度集中、地方税收立法权缺位等问题,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税权治理机制。     

加拿大环境领域的合作治理及借鉴

环境领域的诸多问题都是复杂的,跨域跨部门的环保管理,涉及多面的公共治理难题。合作治理是近年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旨在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的一种治理形式。加拿大各级政府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平台,实施全社会协商一致达成共识的合作治理,取得了明显的环境保护效果,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基于湘江流域治理的制度创新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湘江流域的治理已是势在必行。湘江流域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区域、部门和学科,其中制度创新是湘江流域治理的关键所在。在制度创新方面,湖南省已经进行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流域产业退出、转型或创新,流域同防同治,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强化地方政府环保部门执法权力等。但在制度创新仍需加大力度,湘江流域治理的制度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可大有作为,如完善流域治理中的市场机制和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加强流域内政府间的协商合作、建立流域内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创新流域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等。     

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政府干预、跨区域经营与城市商业银行治理

本文以69家城商行2006～2010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政府干预和跨区域经营对城商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控制不利于城商行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降低了城商行的经营效率,而跨区域经营通过打破城商行的经营范围和地方政府行政管辖范围"重合"的方式,弱化了地方政府控制对城商行经营的不利影响,同时还释放了独立董事、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改善了城商行的经营效率。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及其治理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我国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扭曲现象,表现在投资扩张冲动强烈、政府间竞争激烈、投资活动缺少约束等方面,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治体制存在较大弊端、财税体制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公共事务缺乏健全的治理结构等。因此,要建立地方政府投资运作的制度框架,形成引领地方政府投资的正确的、基本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要确立地方政府投资责权利的合理安排与制衡机制。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缘由、困境与突破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作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打破了地理空间范围分割、突破了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超越了单一主体治理局限,成为解决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共治主体的多元性,使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目标达成、利益协调、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治理有效等现实困境。可通过理念转变与教育引导、利益补偿与利益共享、权力让渡与合作契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度规范与激励约束等途径突破实践困境,促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实现,进而提高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绩效。     

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变迁、逻辑与策略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新中国区域财税治理历经七十余年的变革与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财税政策创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本文从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基本理论出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释析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建立、发展、完善、创新的变迁过程和扶持型、倾斜型、建设型、创新型的演进路径,厘清央地财政关系、强化预算管理改革、规范税费法律制度的内容取向和协调性、渐进性、连续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区域共同体、府际关系、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力机制;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视角,提出了强化"财权适度"、规范"精准定位"和明确"效能政府"等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总体策略。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提出的现阶段的重要发展课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需要对地方政府治理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分析.在探究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基础之上,针对地方政府治理的理念界定不清晰、治理法律缺失、治理不透明、治理自利性等问题,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法制化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等建议,从而试图进一步探究如何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政府干预、跨区域并购与公司治理溢出效应

以股权分王改革后的并购事件为样本,以并购后竞争优势衡量公司治理溢出效应,研究政府干预对跨区域并购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府干预下,公司跨区域并购没有取得治理溢出效应,即存在“跨区域并购悖论”.地方国有企业跨区域并购竞争优势显著劣于同区域并购,这是该悖论产生的根源并证实了“政府干预假说”,中央企业跨区域并购竞争优势弱优于同区域并购,地方经济负担转嫁是同区域并购的主要动因.同区域并购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竞争优势分别与减少政府干预指数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民营企业跨区域并购竞争优势与同区域并购无显著差异.     

区域产业链治理内涵及治理措施——以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为例

产业链稳定性关乎区域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的保持与提升,链上企业只会依据自身经济利益目标协调其内外部市场关系,无暇顾及整个区域发展的全局需要,因此需要地方政府在明确产业系统内各部门间关联关系以及本地区和相关地区资源动态赋存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地方、本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及政策,通过优化产业链结构、占领产业链高端以及有效实施产业链招商等途径对区域产业链加以治理,确保其健康稳定运行。基于现有文献成果,对产业链治理内涵做出理论探讨;结合调研所获数据,分析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供地方政府参考的治理措施。     

构建区域信用治理与区域法治建设协同推进机制——以信用长三角建设为例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地方政府对区域信用一体化面临合作治理的困境,需要构建区域信用政府监管与社会治理创新联动机制,形成整体性的治理网络和联动机制。把信用长三角建设成为国内区域信用一体化、区域信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先行示范区,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适用于长三角区域信用一体化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构建区域信用治理与区域法治建设的协同推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