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死刑犯生育权的实现途径

一、死刑犯的生育权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作为人类不断繁衍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生育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学术界对于生育权的分歧在于其应该作为人格权,还是身份权或配偶权.每一个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生育权,除非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受到限制.     

试论新时期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和出路

国家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与公民多样化的生育意愿(需求)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之间的矛盾,民主法治与计划生育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新时期计划生育面临诸多困境,成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计划生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而且是综合性更强的改革。     

生育权价值基础探究

探讨生育权是否应当成为一项法律权利,首先应当回答其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基础。生育行为的价值基础体现为三个维度,即人、国家和社会。正是这三个价值维度的驱动与博弈,促成了生育权的发展和精神内蕴的形成。     

公平——守卫社会正义的底线

罗尔斯所说的公平是权利层面的平等化问题,很多西方的理论在引申到中国问题上便出现了“南橘北枳”的苦果.本文认为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公平是什么？公平是认同.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政治产品.东西方在关于认同产生公正的原则上也是迥异的.中国公民与西方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区别在于中国公民认同的是规则,而西方公民认同的是权利.     

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计划生育

中国执行很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没有造成中国劳动力的不足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引发的问题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1980年实施以来为中国人口总量控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该政策的实施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性别比失调、独生子女教育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通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现实背景、实施效果及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反思,指出中国应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完善与调整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理解农民福利权的重要性

农民福利权是国家向农民所提供的各项福利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待遇和文化娱乐等方面,它反映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权利关系,农民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享有与其它公民主体同等的福利权利,这既是现代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充分体现,也是公民社会个人权利意识的合理表达。由于中国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以二元体制为基础的农业积累,而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并未理解向全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与政府统治权威来源这两者间的紧密关系,政策倾斜与观念滞后共同导致农民福利权长期以来被忽视,成为制约农村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突出瓶颈。因此,理解农民福利权的重要性将不仅能进一步认识当前"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有助于对未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蓝图的整体擘画。     

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计划生育

中国执行很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没有造成中国劳动力的不足。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风险管理探索与社会保障框架体系构建的思考

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问题的深刻政策背景,探讨了世人关注的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分析了目前针对计划生育家庭风险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效果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化解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现实路径,包括充分利用农村的相关政策,实现这些政策在计划生育家庭方面的延伸和扩展,实现普惠+优惠政策等,以及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社会救助工程,建立中央和省级人口与计划生育公益基金,建立亲情关怀机制等综合措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直接成本估算：1997-2012年

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公共政策评估,人口政策的选择同样如此。政策成本越高,代表社会资源投入越多。中国人口政策已经转向,但既往政策运行成本的研究还不够到位。本文基于中国人口结构大转变的背景,使用分项加总的方法,估算人口政策的直接成本,结果表明,1997—2012年中国计划生育总投入累计达到8113.18亿元,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社会抚养费和国家计划生育投入经费。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计划生育成本,本文对计划生育投入与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做了横向比较,以期为中国公共政策的权衡取舍提供依据。     

"民本经济"脱胎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兼与单东先生商榷

“民本经济”，导源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企业本位论”、“权利本位论”和“公民本位论”。民本经济是自主经济、权利经济、法治经济，其中凸现了国民经济中公民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主体意义。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适应政策许可的民营经济”向“拥有制度保障的民本经济”的转变是必然的。兴民本经济富百姓与行民主政治强国家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     

公民意识觉醒与高校学生管理改革

公民意识包含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对国家政治和法律的了解和参与意识,表现为对自己在法律的框架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具有清楚的认识,并能积极参与权利和义务的分担.另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群体和社会的认同,表现为爱国主义情怀和价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意识属于现代社会意识,具有现代性,体现先进性.尤其是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公民要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机会、权利与竞争等多种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需求都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觉醒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趋势,这个趋势必然促进人的现代化.     

国企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之初探——从公民知情权的角度谈起

公民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项重要权利。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为了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需要国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国企在中国GDP份额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然而目前国企全民所有的性质面临"全民没有"的尴尬局面。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国企缺少公民的监督,从公民知情权的角度来分析国企信息公开制度。     

生育管制、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以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又起,学者们对中国是否应该放松乃至取消计划生育作了大量的分析,如《经济学家茶座》就在第35辑发表了徐吕生老师的《百姓的自主生育妨碍了国家的强大吗？》,在第41辑发表了邹至庄教授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解决了吗》。作为一名关注和推广经济解释的青年教师,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与此管制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是本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就从管制及其突破为分析的出发点,分析中国现阶段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以供各位“茶友”品鉴。     

单独二孩启动

正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各地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制定当地具体生育政策。此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国策"为缓解人口增长对资源构成的巨大压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8.06;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除了性别失衡、老龄化危机,近年来专家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民众对生育权利的探讨合力将     

中国地方治理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步苏醒.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反映自身利益和要求,力图影响政策制订过程.为了回应公民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了治理改革.本文就探讨了这些地方治理改革与创新是否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意识,促进了政治参与,增强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