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控制股东谋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其盈余管理是否与公司资源的“隧道效应”有关。我们猜测在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激励越强烈；当隧道行为变得困难时其也减弱。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应计利润总额和行业中值调整后的应计利润(industry-median—adjusted accruals)与H／B股虚拟变量负相关，同时与下列因素表现出正相关关系：最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的利益以及董事会是否由CEO来控制。我们的结论显示了隧道问题在具有下列特点的公司里更为突出：一个强有力控股的股东，公司的CEO们对公司具有强烈的私人利益，董事会不是那么独立；然而当公司与境外投资交易股票时这个问题减轻了。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试析欠发达地区“花钱买机制”政策的实施效应

文章立足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阐述了当前正在实施的以"花钱买机制"为目标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央银行资金支持工作,找出此项政策在欠发达地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了问题的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推动"花钱买机制"政策实施的对策建议。     

基于PSM-DID的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激励效应研究

随着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科技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科研经费“包干制”对于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对于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较为欠缺。基于实验经济学研究思路,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采用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对中国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产生的政策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实施对科研人员工作满意度起正向调节作用和正向激励作用,“包干制”政策初步体现出较强的激励效应。未来在科研经费“包干制”实施中应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适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健全柔性化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加强部门间协同与沟通、建立人性化监督审计机制,充分发挥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对科研人员的政策激励效应,促进科研绩效不断提升。     

“新国十条”的政策效应分析与评价

在宏观经济恢复增长,房价出现新一轮过快上涨,国家初步调控未见成效的背景下,国务院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新国十条＂调控政策。由于＂新国十条＂调控目标不够明确,在打击投机性需求的同时也打击了改善性需求和刚性需求,并且拿不出有效的手段扩大土地供给,因此使得房地产市场量跌价不跌。建议调控政策应着力于改革土地供给制度,切断地方政府利益链条,加快廉租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推进商品房市场化改革。     

“淘宝村集群”发展的收入效应及其区际差异——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基于江苏省2009—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以“淘宝村”和“淘宝村集群”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对县域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江苏省县市“淘宝村”和“淘宝村集群”发展会促进农民增收,但“淘宝村集群”会对“淘宝村”的农民增收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南北两端的苏南和苏北存在明显的区际差异性,苏南地区县市“淘宝村”和“淘宝村集群”的农民增收效应都不显著,而苏北地区“淘宝村”和“淘宝村集群”对农民增收产生明显促进作用,且“淘宝村集群”也会抑制“淘宝村”的农民增收效应。进一步研究区际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差异,发现苏南地区县市的“淘宝村集群”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苏北地区县市的“淘宝村集群”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会抑制“淘宝村”数量的增加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产业基础、专业市场和集聚效应解释区际差异化形成的原因。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基础教育“机会均等化”措施的效应评估——以北京市西城区“多校划片”政策为例

促进均衡是我国基础教育未来发展中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基于“机会均等化”新措施的政策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文章以北京市西城区在2020年推行的“多校划片”政策为例,从反映市场认可度的房地产资本化效应切入,理论推导和实证估计了基础教育“机会均等化”措施的政策效应。理论推导表明,“多校划片”政策通过引入公共服务的不确定性,放松房产与基础教育间的强捆绑关系,可以在整体上降低平均房价,并在各学区内部达到缩小优质教育资源溢价的作用,但是市场原本对优质小学的青睐将转变为对“高均值、高确定性”学区的偏好。基于2018年5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市西城及周边城区的房产交易数据,文章利用双重差分和边界固定效应方法实证检验后发现,此政策使得西城区的平均房价下降1.36%,并对同学区内的基础教育质量差异有“削峰填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享受优质基础教育的门槛并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均等化。然而该政策也使得学区内小学声誉分布替代原本的对口小学声誉,这成为购房决策中的重要因素,并导致房产交易量在短期内出现先升后降的波动。研究结论为在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中适当引入随机性以促进“机会均等化”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也从居...     

“第一夫人”效应原因探究——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

从经济学和金融学角度分析了"第一夫人"效应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视角就第一夫人效应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第一夫人"效应产生原因源于人们对时尚、尊贵的追求以及对第一夫人的喜爱心理。第一夫人效应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夫人具有极强的消费示范作用,在国内可以提升其所使用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公司软实力,在国外则可以提升其所使用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第一夫人使用中国造产品无疑可以提升中国产品的知名度和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分配政策

贫富分化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分配秩序、促进教育均衡、支持农业发展等,做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又能保持大体公平,其政策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农村“政经分离”改革的收入效应——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据的证据

“政经分离”改革是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举措。文章利用2021年江苏省2 090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据,使用2SLS模型分析了“政经分离”改革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政经分离”改革整体上提高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发现,“政经分离”改革能够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促进产业发展来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经分离”存在着“马太效应”：中高收入村实行“政经分离”的增收效果显著,而低收入村增收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县财政支农力度和村财务监督制度能够显著提升“政经分离”改革效果。研究结论深化了“政经分离”改革影响村集体经济的认识,这不仅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还为优化“政经分离”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分析

和谐社会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人与人的和谐,因而环境政策不仅要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还应能够促进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环境政策的实施伴随着利益在各主体之间的再分配,分配的公平性不仅体现人与人的和谐还会影响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环境政策的研究必须要关注其再分配效应.阐述了各种环境政策工具,重点分析了这些环境政策工具的再分配效应.     

中国上市公司“高送转”股利政策分析——基于股权结构的视角

股利政策的重要性对于上市公司不言而喻,但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高送转＂的股利政策,这对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证券市场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高送转＂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和方式。选取我国历年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分析,从股权角度阐述股权结构对＂高送转＂股利政策的可能影响。将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股权结构对＂高送转＂股利政策的具体影响情况和方式。     

中国股市“政策效应”新特征——来自QFII的实证分析

中国股市历来对政策具有强烈的敏感性。本以“QFII出台会引起股市短期内强烈波动”为假设，通过构建QFII指数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分析、运用干预分析模型和ARCH族模型检验，并没有发现预期的市场反应。在此基础上，作从横向和纵向细分了股市各期“利好”政策，提出“中国股市‘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和“‘政策效应’激发务件发生改变”的结论，并据此拟订政策建议。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企业“脱实向虚”如何传染？——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趋势。文章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考察了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传染效应的存在性、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利用2007-2016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文章研究发现,企业的金融化决策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与同行业或同省份其他企业的平均金融化程度显著正相关,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信息学习"动机和"代理成本"是驱动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原因,主要表现为具有信息劣势的追随企业倾向于模仿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导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反之不成立;并且,外部信息环境越差、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同群效应的金融化降低了企业的特质风险,但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总体风险。文章的研究为理解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发生机制及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微观视角。     

对“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这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从根本上来说,评价产业结构应从最基本的原则,即从生产要素配置的基本原理和产业结构的功能来考察。前者主要是关注生产要素配置的短期和静态效益,而后者关注长期和动态利益,不仅包括增长效应,还应包括协调效应、分配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按照上述标准,我国产业结构基本上适应了需求变化,比较好地发挥了其增长效应,生产要素虽然没有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但呈现出向生产率增长率高的部门转移的趋势;     

“四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分析——“反事实”方法的一个应用

在反事实框架下,考虑利用宏观数据构建反事实的现实困难,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并应用该方法对2008年三季度后中国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事后评价。研究发现四万亿投资对2009年实际GDP增长的贡献为0.93个百分点,但其作用在2010年后迅速反转。结果表明,四万亿投资确实为阻止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陷入衰退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对2009年的保八目标来讲并非必须,其长期作用也不显著。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