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浅析如何加强我县人口文化建设

人口文化是涵盖婚姻、家庭、生育、节育及生殖健康等内容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加强人口文化建设对于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净化社会风气、改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物质精神生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家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正在摆脱"人工控制"性质,越来越具有由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性质。人口多少是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只要经济社发展,人口多也不是大问题。在进入低生育率20年以后的今天,我国人口控制任务已接近基本完成,目前人口较多是历史遗留产物,继续保持超低生育率并不能解决人口多的问题,相反对未来人口、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我国人口多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对此需坦然面对和积极应对。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看,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取消-孩政策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人口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更是生育权利的合理回归和保障家庭发展与幸福。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人口思想史上,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是无法绕过去的里程碑人物和文献,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马尔萨斯的重要思想贡献是注意到了生活资料供应对于人口增长和生存的制约性,并且看到了人类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光明空间。马寅初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他提出国家理应有干预生育之权,所论的是"制度性抑制"。到了崇尚人权、自由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就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家庭享有生育自主之权,政府则有生育保障之责。中国不是不需要计划生育,只是在变革和发展的年代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国需要民主计生、人文计生、福利计生。     

中国人口规模与结构问题及相关政策调整

驳斥了试图通过放松生育政策、调高目前生育水平以解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观点。保持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慢慢"消耗"建国以来历次生育高峰带来的"历史"欠帐,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为明智的选择。提出通过其它相关政策措施以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构建新时期人口生育文化

1问题的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事业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国策的指引下,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4亿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口支持.成绩的背后,除了基本国策得到强有力的贯彻执行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人口生育文化,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和生育文化的感召下,自觉实行家庭生育计划,人口的出生意愿大幅下降,为我国人口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内在基础。     

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改革与发展研究——以辽宁省辽阳市为例

人口转变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人口转变实现之后人口计生工作战略的转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辽宁省辽阳市的人口转变领先于全省和全国,从2000年以来其总和生育率一直处在超低水平。根据实地调查,当地的生育观念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出现了意愿性的超低生育率。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开始显现。作为人口转变率先实现地区,辽阳需要关注育龄妇女生育机会战略机遇的抢救问题。结合辽阳的实际提出了人口转变领先地区应该打造"服务型计生"品牌的主张和新优质服务的概念框架,"健康权保护"是核心概念,对于提升人口计生工作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

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简单的节育手术等节制生育的服务措施,到明确将利益导向政策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再到全面建设和发展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几个重要阶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目标由降低生育率向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转变,利益导向方法、手段与措施的不断丰富与拓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也面临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科学评估、普惠政策与利益导向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背景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走向的明确等-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人口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学界和公众关于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那么不同的人口政策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按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对家庭类型细分为12组,并引入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了不同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完善单独、推行二孩晚育政策下的基准情景的人均GDP水平最高;执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LOW情景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最低;完全放宽人口政策的HIGH情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承受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人均GDP水平不如基准情景。从人均GDP和环境压力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完善"单独"政策,适当推行"二孩晚育"的人口政策,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又能适当减轻社会环境的承载压力。     

“大人口”管理体制的构建

随着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工作的目标已经从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针对新的目标,政府缺少一个相应的体制。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一个理想的"大人口"管理体制应该是将所有管"人"的部门整合成一个部门,从而形成一个针对各类人群的政府体制,其工作对象涵盖儿童、青少年、育龄人群、老年人、妇女;甚至应该包括具有某类特点的特殊人群,如残疾人、贫困人口;以及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工作等。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人口问题实行统筹决策、统一规划和全面协调。我们给这个机构起名为"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关于在企业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思考

我国实行人口计划生育30年，在生育文化建设方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生育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随着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新型生育文化在我国正逐步形成。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角下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

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背景下,现行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在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家庭发展等方面存在不足。构建新型利益导向政策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及兼顾公平等原则。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需要在战略思维、政策理念、价值取向、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转变,与此同时,需要深化利益导向政策的治理体系、加强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协调、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本文从性别偏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会显著下降。本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缩小男女劳动力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从而使男女工资的不平等减少。而性别偏好程度又取决于男女劳动回报的差异,因此经济发展会降低性别偏好的程度,提高女孩对于家庭效用的贡献,这将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性别偏好程度的下降对人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性别偏好程度显著降低时,人口生育率会下降。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老龄化的标准研究

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升高和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否意味着这些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质变和量变的标准是什么?本文提出了一个动态均衡的"影子人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6阶段模型。模型模拟显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地区仍然处于成年型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仍属于量变。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将使低生育水平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质变,成年型阶段面临的老龄化压力只说明了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均衡人口结构基础之上的可持续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是应对未来老龄化的主要措施,但后者更为迫切。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文章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解析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在对国内外劳动力流动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分析和借鉴之后,文章首先分析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优势,然后建立了这几个主体的数学函数模型,进一步证明这几个利益主体的相关性,明确了影响这几个利益相关者的因素,通过数学模型和理论分析,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不管是对转移者本身,还是其家庭来说,都是福利的改进,进一步支撑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数学函数又为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寻求协同区间,给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成功的可资借鉴的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人口政策取向——基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结构,这就使得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规律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人口规律呈现出自发性,削弱了人口政策的效能: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快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总体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时间延长,大大弱化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此同时,资本为了修复利润率而进行的时间和空间修复,再加上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过度产业化,推高了家庭核心消费的支出,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因此,为保证人口生产适应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应从增收和减负两方面着手,切实破除人口政策发挥作用的障碍.此外,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年轻人社会价值观念西化,也是导致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坚定文化自信,通过政策宣传改变这种生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