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基层民主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加强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以扩大有序参与、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扩大基层民主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相一致,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扩大基层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使更广泛的群众能够参与到权力配置、运行的过程中来,影响和控制权力合理为民所用,避免我国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关于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相关问题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错综复杂。基层政府作为我国政权的基础，加强基层政府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加强基层政府治理，应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规范基层政府执政行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     

对基层民主与监督的探讨

党的十六大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当家作主的作用，让其参与管理基层事务，既是国家法律赋予基层群众的权利，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解决基层民主监督问题的具体体现；既是基层政治建设的前提，也是保证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作用。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做到三个方面。     

农村教育发展对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

农民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工作。影响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在当前,农村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在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作用。     

从农村“海选”到社区直选

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作为中国基层民主选举制的产物,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从出炉之日起就备受海内外关注。作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新生事物,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见证着21世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的步伐     

公平配置权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什么？不能指望保障、税收、涨工资以及做个方案等缺乏方向的皮毛改革。获得收入的决定因素是参与经济的权利与行为能力——权力,与政治权力并列且均以强制性为特征。权力。是资源权利、个人特性、他人行为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函数,改变其任一个量则能改变权力而影响收入。权利是权力的内容,但资本权力与资本权利不对称,权力超出其权利而处于蛛网中心,牵动整个利益向其集中,且形成“资本权力主义”。通过从下至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重构权力体系,让政治权力促进经济权力。民主政治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杠杆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配置权力则是杠杆支点。     

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因素的理论分析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又导致两者在政治参与行为及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阐述，正确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帮助和建设性思考。     

从S、L两村选举浅析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突破口

基层民主建设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发展基层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以农村选举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当前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突破口，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基层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现象解析

近年来．基层选举中“独立候选人”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独立候选人”现象的产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基层选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独立候选人”现象的出现，不仅推动我国法律更加完善，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候选人提名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竞选制度。     

政治发展视野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探究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理论为我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对处在政治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是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必要理论前提。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探析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架构和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从非正规的潜规则逐渐向明文的正规制度转变,从不透明的决策方式向透明的决策方式转变,从无法参与的政府决策制度向广泛参与的政府决策制度转变。中国政府62年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和政治转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没有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谋求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英主导下的渐进决策模式。中国发展的目标或方向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设定、修正、完善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决策模式中引入了许多新的元素。     

正确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深层次、结构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业已成为当下的主题。本文着重从制度设计上阐释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思路,追踪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的进程为内容,希望能对当下的改革提供帮助。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转型：从供给导向走向需求导向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作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载体正日益凸显其作用。当今,我国城市社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是“供给导向”模式,但随着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这种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建构“需求导向”模式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现实选择。因此,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反馈,形成有效地供给机制。     

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生成——基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分析的视角

中国改革红利生成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权力的制约体系并切断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直接联系，建立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程序，提高制度质量并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三大条件。我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空间还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有限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国家，实现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权贵的市场经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体系。     

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

本文提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异化,并对其给出了基于权力结构的解释。文章认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和规范的源泉,它奠定了市场健康和规范发展的产权（权利）基础、规则型契约基础和公平竞争秩序基础。然而,只有在权力结构均衡时,一国政府才有可能变成强化市场型政府,在权力失衡下,政府更可能变成萃取型政府,以萃取（掠夺）为主要职能,这就回答了奥尔森所未能回答的问题。针对中国权力结构失衡状况,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因为权力结构失衡和权力嵌入市场而走向异化,并基于中国的现实,总结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异化的八大表现,给出了基于事实的实证。     

浅论“小产权房”的出路——以法定租赁权为视角

"小产权房"问题在我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演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该问题的出现,有着我国政治体制层面的症结,从根本上而言,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小产权房"牵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的土地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涉及粮食安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在内的众多领域;通过设立法定租赁制度,将"小产区房"问题回归到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在不改变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的前提下,为"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出路。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行政问责

权力与责任是不能分离的,有权力就必然有责任。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出现言行不当或违反民意的行为而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责任追究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权责对等的管理原则。问责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探索。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政务公开、完善行政问责立法、强化异体问责、营造"问责文化"等方面深化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形成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拓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渠道成为迫切需要,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地方税与国家税分开收支管理,进一步加大了地方政府在"事权"与"财权"上的不匹配,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了大规模、实质性的探索实践。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结构看,银行借款无疑是最重要的来源,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不断膨胀且运作机制不够规范,地方财政的偿债风险日益加大。因此,梳理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成因对构建健康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渠道、规范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入手,找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形成的原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困境及策略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通过跨国并购扩大生产规模,开拓国际市场。但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屡屡受挫。究其原因,我国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跨国并购战略、我国尚未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国外政治因素的干预是主要的因素。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完善研究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源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于不同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的路径、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民主及股东权利意识的差异,是导致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司存在的价值、我国法制的现状以及国际竞争的驱动决定了我国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取向。政府导向的改革模式为我国政府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法规,进而规范公司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