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

一、理论的背景 “丰裕中贫困”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用的“poverty in the midst ofplenty”一语的译文。在《通论》中,他指出,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

本文根据中国国情,借用凯因斯“丰裕中贫困”一说,将我国现有的贫困现象分为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贫困扩大和绝对贫困继续存在、失业问题尚难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四种类型,同时对怎样看待我国丰裕中贫困”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亚洲大米“饥荒”

整个亚洲地区从小麦到猪肉,食品价格都出现了疯涨。大米作为亚洲人最基本的食品,同时也是其强有力的文化象征,引起的焦虑最多。     

“闹饥荒”不如改为“防饥荒”

一块钱一个的超大馒头,看起来还不错,没想到在营业当天就被工商部门紧急叫停。原来,卖馒头的老板给店铺起名“闹饥荒”,引起市民不满。（据5月30日《重庆晚报》）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中国城市贫困类型的划分与识别——兼评《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由于缓解不同贫困类型的干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所以有关城市贫困分类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但由于缺乏数据,国内相关实证研究进展缓慢,本文通过对《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一文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希望能够对城市贫困的划分与识别方面的研究有所启示。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研究高管贫困经历(出生地贫困程度或童年是否具有大饥荒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CEO出生于贫困地区,其所在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同时,那些早期经历过大饥荒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也更高;(2)有过贫困经历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地震发生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些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生于富裕地区的CEO所在企业并未捐赠更多,并且,有过贫困经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CEO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以回馈社会,有过饥荒经历且家乡饥荒程度更严重的CEO更加慷慨,政治关联状况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有过贫困经历CEO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本文不仅从新的视角推进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学生“心理贫困”研究综述

当前高校学生心理贫困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导致高校贫困生的心理问题十分突出。当前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相关研究,文章对其综述,并对该问题阐述具体观点。     

城市贫困家庭子女“心理贫困”研究

近年来,城市贫困人口已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这些贫困家庭中的生活着的子女不仅要面对物质生活的匮乏,其心理层面承受的压力更令人担忧。以城市贫困家庭由＂收入贫困＂导致＂教育贫困＂的视角进而对贫困子女＂心理贫困＂的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得出贫困家庭子女心理上自卑、敏感、脆弱封闭等心理特点和问题,最后从个人、学校、家长、社会多方面提出针对贫困子女教育和心理贫困问题的对策性意见和措施,以帮助他们走出物质与精神困境。     

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

对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贫困是由于导致贫困的制度,后者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等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循环累积性的联动机制,最终使农民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权利,陷入制度性贫困状态。此外,社会转型也将导致原有产业、就业结构乃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使原来适应于传统社会的人们不能适应于转型过程中及其转型后的社会,进而演变成马克思意义上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者。要打破这种制度性的贫困锁定,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在农地承包制的基础上重建合作经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金融,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并同时在农业内部发展更多的非农产业。     

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贫困恶性循环

在中国,只有解决了农村的人口与贫困问题,才能解决整个中国社会的人口与贫困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农民的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用制度引导农民跣出人口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农村走上一条良性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把改革开放大业推向前进,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现代中国。     

警惕“贫困亚文化”——江苏泗洪西南岗地区贫困问题的文化研究

目前我国一些贫困地区把贫困视为一种常态的生活、一种习惯,从而集体地丧失自主与自救,形成了消极的贫困亚文化。而贫困亚文化的代际传承与代内扩散导致一定地域内人口的长期贫困与高返贫率。扶贫工作,首先要警惕贫困亚文化的滋生与漫延,着力改造与重塑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发展观。     

“精神贫困”的概念辨析

对精神贫困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对精神贫困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综述,探讨了“精神贫困”概念与内涵,并对“精神贫困”概念进行了合理界定。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美收官,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后扶贫时代”的过渡阶段,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减贫治理的关键核心。当前针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发展、问题特征、产生原因、测算标准与治理路径等方面学界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较多观点冲突与激烈讨论。目前就相对贫困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存在实证匮乏、范围粗略、体系简陋等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从接续研究、机制构建、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     

要重视“支出型贫困”

上海市政府新近一个改变甄别穷人方式的举措受人尊敬。     

贫困的合理性与贫困救助过程中的负功能分析

转型期社会机制不完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贫困在社会中存在是普遍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说明支持贫困的存在,不需要救助,只是贫困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功能。而是说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着违背初衷的现象,即贫困的社会救助中存在着负效应。例如,出现了贫困陷阱、福利依赖等现象。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而非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