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大中型困难企业2008年全部退出市场；“双稳健”政策奠定2006年经济走势主基调；重点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尽快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国土资源部：2006年将继续严把土地“闸门”     

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

中国自1998年到2004年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缓解通货紧缩,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考虑到防范公共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应作相应的调整。2005年,中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财政政策),其政策核心是适度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并对财政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十一五”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中国财政政策不宜急转向

不久前召开的2004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适时作出了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重大决策。不过，如果以所谓“松紧适度”和“双减”——减少财政赤字和减少长期建设国债——作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的标识，     

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必然性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在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时，要充分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那么，什么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什么目前要选择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应选择怎样的政策工具组合?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2005“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解读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国2005年将实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稳健”组合．会议明确提出：“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这标志着．1998年以来“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目标及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已结束使命．“进中求稳”成为新的调控目标．     

信贷高速增长下的几点思考

为了抵御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方面，扩张性的信贷政策对遏制经济下滑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会给银行自身的稳健、健康运行带来较大冲击。下一步应注重调整信贷投向，完善信贷结构，着力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商业行为，加强风险管理，真正实现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2012政策如何定调？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会议对2012政策的定调仍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体稳健，适时微调预调并强调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而财政政策的“积极”，     

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谈人民币汇率

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8年我国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要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而且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根据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要想落实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未来货币紧缩和人民币升值将是政府对抗通胀的最有效方式。     

当前我国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九五”末期，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呈现出积极的变化：2000年经济增长率止跌回升，达8%，国内生产总值达8.9万亿元，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加快，社会需求进一步回升，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据此有的学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转向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笔认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因并没有发生质变，因此现阶段仍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功亏一篑。     

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预测：人民币汇率即将与美元脱钩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近期为2005年中国经济做出了展望和预测，其中有关国家政策以及人是币汇率调整的预言备受业内人士的关注。陶冬预测国家相关政策将有三种变化：1、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即由“扩张”转为“中性”；2、货币政策正出现微妙但重大的变化；3、经济增长目标由“平稳、均衡地增长”向“平稳、较快地增长”移动。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模型的分析

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本文在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政府通过征收平滑的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并且将政府公共支出区分为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性支出,从而考察了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政府通过征收收入税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从而回到了Barro(1990)的结论,尽管本文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与Barro(1990)差别较大;在基准经济(benchmark economy)的参数环境下,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从而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     

“家电下乡”价格补贴形式效率的经济分析——兼与现金补贴形式的比较

"家电下乡"财政补贴,作为一项财政支出政策,其财政资源是对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的一种挤占,因此,对其使用效率进行理性分析十分必要。本文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从消费者效用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将当前的价格补贴形式与现金补贴形式进行比较,来说明"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的经济效率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职能强度指数的区域财政供养效率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财政供养规模及其效率的高低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衡量一个地区财政供养效率,进而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体规模显得尤为关键。文章通过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确定权重的方法,提出基于岗位的行政职能强度指数来衡量财政供养效率,以便客观分析不同地区财政供养效率,并从严格控制现有机构编制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政府机构职能改革、适度扩大行政区划规模等方面给出提升财政供养效率的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和组合模式

基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从IS-LM曲线和供求理论的双重视角解析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内在机理,揭示两类政策搭配组合的理论逻辑,分析制约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现实因素。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组合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供给,以满足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如此方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现阶段,我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适度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组合。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对利率的弱敏感性使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受到制约,因而两类政策不仅要在总量层面“对冲”经济增速减缓的压力,而且要在结构层面增强协调性。     

提升纺织企业节能减排水平的财税政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总结了影响浙江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因素,分析了浙江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的困境及其财税政策的不足,提出了促进浙江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建议:在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应注重综合运用政府直接投资、政府采购、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在税收政策的选择上应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差别性的环保税、产品税和消费税政策等。     

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财政政策选择

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固然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在政府多种调控方式中,财政政策对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具有特殊功能和作用。为此,应探索各种有效路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政策,加快建立健全创新导向的财政政策体系。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wak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Korea

The total amount of government debt was expected to rise sharply over the following several years in the wake of the Korea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1997, raising concern ab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government deficits and fiscal consolid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Korea’s fiscal stanc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iscal consolidation by assessing fiscal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tests are carried out and show that Korean fiscal policy for the period 1970–1999 should be regarded as sustainable. Indicators of sustainability are also measured to that Korean fiscal policy for the period 1970–1996 is sustainable. However, both the primary and tax gap indicators with a sharp rise in the debt ratios are shown to be worsening since 1997 indicating increasingly possible unsustainable fiscal policies. It implies that the current primary deficit is too large and current taxes are too low to stabilize the debt ratio.     

公共政策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了吗？——来自省级数据的证据

既有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对产业集聚存在显著影响。而在转轨期中国,政府政策行为涉及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公共服务政策,以及部分地区政府直接参与地方经济的投资活动等多样化内容形式。通过考察中国现阶段地区工业集聚呈现的新特点,即地区工业集聚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地区工业集聚程度降低态势;探讨政府差异化的政策行为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内在影响;并基于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予以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政府政策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不同;对外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有利于地区工业集聚;财政政策对地区工业集聚存在负向作用;而土地政策以及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和直辖市虚拟变量,对地区工业集聚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     

生产性支出偏好与经济增长波动

文章基于我国1998-2006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偏好生产性支出的特点,将提高经济增长波动率;实证结果有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即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比提高10%,经济增长波动率将增加0.42%。稳健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县级地区较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率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支出偏好对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增加幅度将超过0.8%。文章的结论可为推进和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