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域城市化发展现状分析与灰色预测

利用武汉市近10年来的现状资料，分析了武汉市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并利用灰色模型对未来10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预测，以反映武汉市城市化的动态过程。     

城市化时空预测模型初探

城市化过程实质上是城市文明的时空扩散过程。传统的城市化预测模型多着眼于时间,文章在空间扩散模型的基础上,尝试在城市化预测模型中同时考虑时间维和空间维,提出城市化时空预测模型,如时空相互作用模型、空间—时间自相关模型、内生潜力与外生潜力相结合模型等,从而提供预测城市化进程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丽江市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本文以丽江市1990～2006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了丽江市城市化模型.该模型符合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呈现对数关系.应用该模型预测了未来丽江市的城市化水平以及相应的人均GDP,2010年、2020年城市化率分别为15.57%和18.29%.从特殊的自然地理背景、多民族的特点以及隐性城市化现象等方面,解释了丽江市城市化率较低的原因,指出丽江市城市化并不符合一般的周一星模型,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为该地区制订城市化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海南省城市化水平预测研究

海南城市化进程自建省后突飞猛进,但是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涉及海南省城市化水平预测的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利用海南省的人口数据,以时间序列模型的方法来对海南省未来十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研究,目的在于为海南省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中国城市化进程碳增量效应的因素分解研究及预测

基于Logistic模型,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运用LMDI模型分解分析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碳排放量持续增长的原因,对城市化进程的碳排放增量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仍将处于加速发展的上升期,2020年、204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分别提升至61.63%、77.91%;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呈减缓态势;经济规模是推动中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的主导因素,城市化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动力。     

基于模糊评价法的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耦合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从灰色系统论角度,建立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基于模糊评价法和GM(1,1)模型的耦合研究方法,并以陕西省为例,对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预测,据此提出促进陕西省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城市是碳排放的密集区域,城市化是我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采用1985-2009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数据和同期中国碳排放量的测算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检验。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但碳排放量不是城市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短期影响较小,长期影响显著。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对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进行动态模拟,分析其在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提出中国实现低碳城市化的建议和对策。     

产业耗能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

从影响中国碳排放量的因素分析入手,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得出不合理的产业耗能结构和过快的城市化进程是造成中国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运用Eviews软件构建出产业耗能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模型,并根据模型拟合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DGM(1,1)模型对中国2010～2020年碳排放量进行预测,最后对如何优化产业耗能结构和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出相应的对策。     

吉林省城市化与水资源利用关系的量化研究

基于吉林省历史统计数据,本文分析了吉林省城市化水平与用水总量、工业用水量、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定量关系,建立了它们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结果表明,吉林省城市化水平与用水总量、工业用水量和城镇生活用水量呈对数或幂函数增长关系.通过这些量化关系模型,我们可以未来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对吉林省用水情况进行定量的预测.同时,也可以得出水资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对城市化发展影响的量化程度.     

湖南经济主要指标未来两年的预测

本文采用作者2005年推出的称为“前移回归分析”的时间序列预测新方法对湖南省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取得较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克服了以往时间序列预测只是自身拓展而不考虑多项因素（变量）的不足，也弥补了回归分析预测法必须已知同时期各个自变量值才能预测的缺陷。经济指标是多项相关因素的函数，一个时间段内各项指标（自变量）值会影响下一时间段待预测指标（因变量）的取值，这是新方法的依据。所建模型，经湖南省历史数据检验效果较好，但预测明后年的指标，有待今后的统计公报证实。     

城市化Logistic过程的阶段划分及其空间解释--对Northam曲线的修正与发展

城市化过程在宏观意义上是一种Logistic过程,可以采用S形曲线描述。Northam注意到城市人口比重变化的Logistic曲线特征,并且将其分为三个演化阶段。Northam曲线在国内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但其划分结果不尽准确,前因后果也未澄清。借助系统论的有关思想,从城市—乡村人口的异速生长关系出发,导出城市化水平的Logistic方程,揭示城市化过程的理论基础;进而运用导数原理、Logistic曲线的内禀特征尺度以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模型修正并且改进了Northam曲线,得到一个四阶段的划分结果,最后对重新分段的结果进行了地理空间解释。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河南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

在构建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河南省2001—2010年各地市单元为数据样本,引入投影寻踪综合评价模型将多维评价指标投影为一维投影数据,采用加速遗传算法优化投影指标函数寻求最佳投影方向,根据投影值的大小对河南省各地市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近10年来河南省各地市城市化水平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尽管地区间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有所减缓,但两极分化趋势依然显著,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地区是河南省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区,豫西北部地市高于豫东南部地市,加快推进豫东、豫东南部传统农区的城市化进程是实现河南地区间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的关键。     

天津市华明镇土地开发整理模式研究

天津市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土地开发整理新模式在为中心城市提供了大量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又提供了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资金。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背景分析,分析了华明镇模式在农用土地流转、征地补偿、土地集约利用、产业结构优化、城镇规划以及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认为华明镇模式是目前解决大城市地区农村城市化面临的土地和资金问题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     

四川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长期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四川城镇化对农民各种收入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四川农村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四川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步伐,以共享增长,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及其各州市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5类包含14个具体指标的综合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对甘肃省及其各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河西地区普遍高于河东地区,重要城市发展水平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分层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通过对我国城镇化演进过程进行总结,并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分层有序的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

文章结合地方实践,通过对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比较分析,提出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解决当前城镇化中诸多问题的正确选择和关键所在。     

中部生态脆弱地区农民对新技术采用意愿研究——基于中部六省生态脆弱地区582位农民的调查

通过对中部生态脆弱地区农民的调查,运用逻辑(Logistic)模型探讨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部生态脆弱地区农民已经深刻认识到农业科技对于脱贫致富的重要作用,但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意愿相对较低.通过进一步对农业新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发现,农民是否是科技示范户,是否是农业经营大户,是否可以便捷地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农民的性别、家庭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参加过农业科技培训等因素对农民采用新技术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年龄和外出务工时间对农民采用新技术也有显著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是否村干部,是否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对生态脆弱地区农民新技术的采用意愿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

中国改革以来的城镇化过程中,二元结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又远未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但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相对滞后。新形势下,必须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要将城镇化作为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一条主线,努力构建贯穿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流程的综合改革“试验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