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却常以公众利益为由而牺牲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而作为其中特殊群体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受到严重的忽视。本文从刑事未成年被害人特殊群体的角度，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不足之处，提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可行性建议，以期能对刑事诉讼工作有所帮助。一、我国现行刑事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障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浅析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源于英国的少年司法程序,它是刑事司法领域维护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该制度并作出积极应对。对于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调查和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主体。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案件调查和刑事诉讼中权力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同时也是刑法文明化的重要体现。然而我国长期受纠问式诉讼传统影响，在犯罪嫌疑人全力保护方面，依然需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刑事调查中的权利，值得我们关注。     

恢复性司法的中国本土化及其法理阐释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司法危机”兴起的、与传统报复性司法主流相对应的一股新的司法学术热潮。这一对刑事诉讼领域内传统司法理念的创新和超越，在围绕平衡刑事诉讼当事人各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心问题上，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构建出特殊的“第三空间”，开辟出刑事法治的“第二条道路”。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是基层司法机关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司法改革尝试,近年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受到各方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和被害人达成谅解以后,促使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是基层司法机关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司法改革尝试,近年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受到各方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和被害人达成谅解以后,促使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论我国刑事证人的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但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作证难和出庭难一直是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因此,我国建立稳定、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是非常必要的。笔者结合刑事证人保护制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此抛砖引玉,以期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改变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现状,促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也谈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民主权利或者其他权力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其地位与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有所不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明确承认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当事人地位,但从司法实践看,被害人的这种当事人地位和权利因种种原因还受到较大限制,使得被害人不能充分有效的参与刑事诉讼.本文在具体分析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不足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刑事诉讼被害人在起诉阶段中的诉讼参与权、完善被害人之诉讼代理制度等几个方面的改善措施,以期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加强对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益的保障.     

论我国人身检查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人身检查措施是刑事侦查的重要手段之一．司法实践中常威胁甚至侵犯被检查人的基本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人身检查的规定几近空白，许多程序规定实际上处于真空地带．有必要将定位为强制措施，以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论疑罪从轻在我国实体法中适用

“疑罪从轻”源于《欧洲保护人权和基础自由公约》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是“存疑有利被告”的体现之一。本文从实体法适用的角度出发,探索“疑罪从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中性、现实性及合理性的特质。并论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之界定。“疑罪从轻”是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取向的体现,并且保障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完善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制度

刑事案件立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检举、控告、举报和犯罪人的自首等方面的材料进行审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或开庭审理的诉讼活动,刑事立案是公安司法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步.刑事立案对于实现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诉讼价值.为此,立法机关在总结以往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立案监督职能,以维护司法公正.     

从行政法视野下看个人信息的保护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我国个人信息的安全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公共行政领域,行政权力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个人信息权利所受到的威胁日益彰显,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也已成为当务之急。从个人信息的基本问题出发,探寻对公共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行为加以有效规制的法律规则,以符合当代行政法发展趋势的改革。     

浅析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问题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并未从根本上确定、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际标准,完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律师的辩护权、确立沉默权,同时应该在宪法方面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即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与发展策略

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阶段,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缅甸的刑事司法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目前,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在于缅甸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司法受到行政干涉,司法腐败;中缅双方虽然签订了一系列禁毒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但未签订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引渡条约,对双方来说没有实质的法律约束力。就此提出以下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策略:推动签订中缅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刑事诉讼转移管辖条约、移管被判刑人条约,资产追缴分享条约。     

当前适用刑事和解的困惑和思考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源于自然法理念下的恢复性司法原则和诉     

浅析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问题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刑事诉讼制度日益向人权保障的角度倾斜.由此带来被告人权利保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大成果和进步标志.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仍存在以下问题无罪推定原则并未从根本上确定、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强制措施的使用仍不够规范.结合国外的做法和国际标准,完善被告人权利保护制度应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加强律师的辩护权、确立沉默权,同时应该在宪法方面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即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     

广西边境地区涉外刑事案件处理研究报告

本文在分析广西边境地区涉外犯罪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基础上,提出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协助、组建专业司法队伍、严格边境管理、加大政策扶持等建议,旨在完善我国涉外案件的刑事诉讼,更好地惩治边境地区涉外刑事罪犯,处理好有关犯罪案件.     

论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重塑

在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救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司法实践。刑事被害人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诉讼法学概念为人所知，随着纠问式诉讼制度取代弹劾式诉讼，国家追诉原则逐渐取代了私人追诉原则，追究犯罪的活动被视为国家专门机构的法定职责和一种国家职能活动，检察机关取代被害人成为行驶控诉职能的当事人。被害人不再担当原告人的角色，不再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然后刑事被害人的救济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满足，这种制度的缺失让我们很难期待作为刑事被害人的社会成员对社会充满信心。我们所主张建立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弥补诉讼救济功能的不足，在诉讼方式之外，以救助，补偿等方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济，以此完善我国被害人救济制度，让遭受侵害的主体恢复对社会的应有期望。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在世界各国司法中普遍存在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司法不公,究其原因主要是量刑上的畸重畸轻等偏差.本文在分析量刑建议制度的域外起源发展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权属及法理依据进行探讨,通过总结我国检察机关的实践及改革经验,力求对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框架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论刑事审判工作中的说理性司法

法律、法理来源于生活,也应该回归生活,说理性司法是重要和必要的。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和判决结果都应该贯彻说理性司法的理念,寓法于理,这样才能够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切实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达到案结事了,社会和谐的司法目标。说理性司法既是法律正义的要求,也是司法信任的体现,更是取得司法认同的基础,有利于人民法院践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