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税制绿色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有效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下文简称《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出台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显著提升,表明税制绿色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企业市场价值较低、财务风险较高、资本市场关注较多以及地方财政收入较少时,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的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实现的。这表明税制绿色化有助于企业从前端和源头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此外,税制绿色化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完善公司绿色治理体系。文章研究表明税制绿色化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对于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增长新的驱动力,但其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表现,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2012—2021年华证ESG评分披露的2 90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ESG责任表现,尤其可以提升其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且云计算技术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并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故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责任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与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结论基于数字化视角可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目标提供启示。     

企业ESG表现与债务融资成本——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企业通过提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对ESG表现评价分歧的影响予以探讨。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其债务融资成本降低，且在ESG表现的各分项中，社会表现和治理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环境表现的影响则相对较弱。不同评级机构间的评价分歧和指标内部的分歧会对债务融资成本产生影响，而且会降低ESG表现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效果。由于本文采用离散度指标衡量评价分歧，其依托不同评级机构的观测而生，较少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因此也间接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提供了补充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审计师来自非十大审计师事务所和处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提高ESG表现能够更显著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影响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财务自律和提振投资者信心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研究为充分发挥ESG作用并以此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ESG表现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

企业ESG表现是评估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的综合性非财务指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替代性融资理论”,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降低了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索党组织参与治理这一我国独有的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强。此外,在融资约束较高、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党组织参与治理更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扩大了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范围,提升了治理成效,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

驱动绿色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企业基层党组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手工搜集和整理A股上市民营企业党组织数据,从党组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结构嵌入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处于企业内部网络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党组织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党组织活动次数越多,企业内部对党组织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丰富了党组织嵌入和绿色创新相关研究,这不仅加深了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对绿色创新重要作用的理解,也从党组织嵌入视角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建议。     

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促进了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能够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加强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整个社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表现所带来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提升了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表现为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提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揭示了ESG表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为我国持续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研究进展

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反映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成为新时代的趋势和商业规范,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选取国外金融领域涉及ESG的相关文献,遵循ESG体系流程,从ESG信息披露及评级、资本市场、公司金融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在ESG信息披露及评级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ESG信息披露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ESG评级分歧、企业“清洗”角度进行分析。在资本市场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ESG对股票市场、债券和基金的影响。在公司金融方面,现有文献集中于研究ESG与经营财务活动、公司治理、风险、资本成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最后基于国外研究现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未来该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雾霾污染、党组织嵌入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党的十九大召开的微观经济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2015-2019年城市空气质量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雾霾污染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党组织嵌入治理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且该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更为显著,同时企业环保制度文化和政府补助在党组织嵌入治理发挥调节作用的路径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党组织嵌入治理的细分因素中,党组书记兼任董事长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更加凸显,且政府补助中介传导有效性的明显提升是党组织嵌入治理调节作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更为显著的原因之一.回顾建党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福祉作为重要任务来推进,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其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本文证实了党组织嵌入能够推动企业"绿色治理"并强化党的号召在企业中的贯彻执行,相关结论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发展绿色经济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面所产生的微观经济影响提供了佐证.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机理研究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促进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参与精准扶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根本保证，党组织建设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引领。本文以2013—2018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本文发现：党组织建设有效促进了企业精准扶贫，相应地也促进了企业效益提升。进一步地，在扶贫重要性高的地区、政治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和员工人数多的企业中，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是对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和企业党组织建设研究的重要补充，也为巩固脱贫成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浅析ESG评级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此背景下引入ESG评级（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企业非财务指标进行评定,以便于更全面地衡量企业绩效。但是,ESG评级在我国处于刚起步阶段,对于公司治理（G）评级的关注较少。基于此,将立足ESG评级的发展概况,基于公司治理视角阐释其理论支柱,并分析其中G评级目前在发展中的困境及原因,最终分别从国家、评级机构和企业角度对我国ESG研究发展及相关框架构建提出建议。     

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 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企业ESG表现、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公众对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日益增强，企业ESG表现逐渐引起国内外各界的重视，并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标准纳入企业建设并由此构建起ESG优势，能否成为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以及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视角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SG优势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建设主要通过促进创新产出、提高创新效率、提升创新质量三个层面释放企业创新效能，进而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优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据此，要加快推进ESG治理，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范完善ESG信息披露体制机制，释放企业创新效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CEO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以2010—2015年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战略协同的视角,探究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 ive officer,CEO)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 e social responsibilit y,CSR)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权力可以积极影响CSR的履行;CEO权力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且研发投入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CSR的履行,即研发投入在CEO权力与CSR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实践层面上,研究结果可以为公司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响应新发展理念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也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共生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考察了媒体关注作为绿色治理环境中的外部规制与规范合法性压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区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与绿色专利授权后促进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不管是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还是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都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更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社会责任在强高管激励、强制性社会责任披露环境、大规模企业以及市场化制度环境更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