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功效分析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应注重金融中心与地域金融、金融资源流动的相关性,从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特征和优势出发,积极探索长三角地区作为金融腹地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要重视长三角地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从而在新的发展机遇下加快长三角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     

长三角应形成金融一体化合力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加强与长三角等兄弟城市和地区的合作，在竞合中共生。”在同前举行的2008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参事研讨会上，来自国内7个省市政府的参事和上海市政府参事一起，共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谋划策。     

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上海的启示

国际金融中心足更高级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金融实力的象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对当今世界顶尖国际金融中心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株潭：打造湖南千万人口大城市的梦想

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到2020年，我省将把长、株、潭三个城市建设成为一个750万人口的大城市群，到2050年，人口要超过1000万人，届时，我省也将拥有一个规模足以与现代一流大城市媲美的城市群，从而增强我省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世界城市群三大发展模式的启发

美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制造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三大城市群都分布在制造业发达地区。随着中国城市的普遍崛起,未来将形成诸多城市群,目前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及中部的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圈等,均渐成雏形。世界级城市群即将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主角。     

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综合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近年来,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城市群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通过建立多层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多层次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状况之间存在非均衡性差异,呈现出东部城市群先进、中西部城市群落后的格局,并给出缩小非均衡性差异的对策。     

发展期货市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要实质性地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必须寻找一个可以推动上海金融业迅速发展的突破口。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来看,期货市场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非常重大。另外,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面临的市场风险日益增大,必须加快发展期货市场,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也才能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在考察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分析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金融联动、金融创新等方面入手,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独特发展道路。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自贸区金融改革

通过梳理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寻找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兴衰变迁的原因,并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分析,研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件、障碍与路径选择。自贸区金融改革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契机,一些改革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并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文章提出了有待进一步推进的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探讨自贸区金改与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上海,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

2009干,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上海在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等领域先行先试的具体政策措施,如创造条件适时开展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等。《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机制,来研究、解决、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会议决定,至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基于城市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集聚产生的双重集聚效应的理论假说,通过实证分析从城市空间和价值链视角下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在验证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中存在一个均衡的土地租金,使得双重效应的互补效应达到最大;城市规模有利于双重集聚效应的提高;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双重集聚效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经济距离越短辐射作用越大。为了进一步分析双重经济效应,文章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视角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有“倒U”型的促进作用。     

集聚效应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部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集聚、经济集聚状况、城市地理位置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ML)检验了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区位也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城市比中部或西部地区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推动力强;中部和西部具有同质性,二者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别。     

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计算了2003年-2010年江苏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值,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运用stata 11.0软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这几个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明显推动效应,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工业产值、城市规模、通讯技术等指标对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明显影响。     

产业集群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利用义乌市的时间序列1978-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一个误差修正模型,刻画了产业集群对城市化的决定作用以及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集群对城市化的产出弹性为正,围绕这一趋势,产业集群和城市化呈现出明显的跨年度的反向修正关系,产业集群提高1%将导致城市化提高0.37%,产业集群是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苏主要城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分析了江苏省各城市近几年的外商投资分布,用集聚经济的思想来解释这种分布现象。然后,选取了9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上述解释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表产业内集聚经济和示范效应的因子和代表城市发展水平对外资支撑程度的城市化集聚经济因子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产生影响,前者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后者。     

Top manager characteristics,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firm performance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Existing studies, however, almost invariably focus on firm, industry or city characteristics to examine the performance-enhancing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while overlooking the attributes of the top executives involved in shaping corporate practices. In this study, we change that focus by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wo particular top manager characteristics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firm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Using a top manager-firm matched panel data set, we find that top manager age rather than educational level helps firms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agglomeration literature by sta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top managers.     

通达性、区位选择与信息服务业集聚——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上海265个邮编区为空间单元,着重研究都市内部通达性对信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预期通达性好的区位信息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并应用负二项分布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观点。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服务业企业倾向于选择通达性较好的区位,尤其是倾向于选择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的区位,同时也充分考虑接近人民广场、上海火车站等交通便利的区域。分行业的估计结果表明,软件服务企业对通达性要求更高,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地铁、轻轨沿线的区域,更看重邻近两个机场的区位;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对邻近人民广场和火车站的区位较为看重,选择城市中心点的区域布局;计算机服务企业区位选择和全行业的结果相似。     

城市服务业动态外部性及其空间效应

采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本文在空间结构设定中充分考虑距离、城市规模等级及城市间规模对比关系而产生的空间相互作用,验证了动态外部性及其城市空间关系对中国城市服务业产生的聚集效应。研究发现,服务业的聚集效应主要由多样化来实现;在落后城市追赶发达城市过程中,现代服务业所起的作用比传统服务业更大;现代服务业对邻近城市有较大影响,且随着规模扩大和中心城市地位的增强,以乘数效应的方式进行传递。该结论意味着,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实现区域城市化和同城化的重要选择。     

众创空间集聚的连续距离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53家浙江省众创空间的微观数据，文章在运用连续距离的测度方法测算众创空间集聚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众创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主要分布在杭州和宁波市辖区，选址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回归结果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均对众创空间的地理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尽管不能直接促进众创空间的集聚，政策引导与创新能力之间具有较显著的互补效应。据此，文章从培育创新能力和优化创新激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市场可达性、空间集聚经济与高铁站区经济发展

近年来,新城建设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城市发展政策。在高铁网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新设高铁站成为各地新城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市场可达性是影响企业和居民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城市间和城市内部两方面探讨市场可达性对高铁通车后站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匹配到约1平方公里栅格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和2009—2014年新设高铁站数据,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高铁站区的经济活动密度相对于邻近区域并没有显著提升。利用高铁、铁路、公路网络构造了随时间可变的城市可达性指标,并利用高铁站到市中心距离衡量到城市就业中心的可达性,结果显示,高铁站区的经济发展显著依赖于城市可达性和市中心可达性。上述结果说明,新城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对于来自城市外部和内部的集聚经济的利用。尽管高铁带来的城市可达性提升能为周边区域创造经济集聚,但受制于远离市中心的区位选择,低水平的城市中心可达性大大限制了目前高铁站区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高铁新城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