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耕代营：农地经营制度创新探索

代耕代营：农地经营制度创新探索周小亮一、问题的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生产队经营方式，给中国农村经济注入了空前未有的活力，使农村经济出现了超常规发展。但近几年来，农村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     

我国农地制度绩效与创新探析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是源于它明显的制度缺陷,其中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地拍卖和扶持专业大户等均通俗读物以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故随着新《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和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的开展,如何赋予农民长期面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建立完善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与抓好农地制度创新的环境建设等则成为新时期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政策选择。     

完善农业经营制度关键在于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我国农业经营制度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这不仅阻碍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且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农业经营制度不完善的根源在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主要缺陷是集体所有权的模糊性和农户土地产权的残缺性。从总体上来说，完善农业经营制度的关键在于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租赁制是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方向

农地租赁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农地资源均分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调节农地资源余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唯一可行的市场运作方式。目前,农地租赁是按照市场供求规律纠正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非市场化运作的有效手段,也是以市场化方式使农村集体土地从分散经营走向集中经营的有效途径,还是一种具有合作经济性质的新的“联产”形式。基于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农地租赁制度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制度保障。农地租赁制度的重建符合农地使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则,可以以最小化的改革成本获得最大化的改革绩效。因此,农地租赁制度将是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对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评价及思考

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制约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然后对我国已有的四种农地制度创新模式及其绩效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了今后我国进一步深化农地制度创新应坚持的原则和基本思路。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

在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积极探索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经济改革和 发展的重大课题。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与农业现代化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但它存在的一些缺陷对农业现代化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的农地制度创新应当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为中心，遵循和服从现实条件 的约束，其创新至少包括：（1）农地产权结构的创新；（2）农地流转机制的创新。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中国农地资源合理配置

建国后我国经历了四次农地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随之产生巨大的农地资源配置绩效差异。近20年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对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产权缺陷、规模缺陷以及保障缺陷已经构成我国农地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的市场性、效率性、功能性障碍。为此．必须以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为核心，明确产权主体．高效配置农地资源；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培育农地配置的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农地的生产功能。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矛盾 ,如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集体所有权名不副实、农民缺乏对土地独立、稳定和受保障的产权等。改革我国农地产权制度 ,可从界定农地产权、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规范土地产权界区、开展农地产权的市场化流转等几个方面入手 ,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较长时间内可以是土地股份合作制。     

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从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的分离,把农村土地按人口或人劳,优劣远近搭配平均发包给农户。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再直接经营土地,经营使用权划归农民家庭所有,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使用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是,这种按人均包、分散经营和无偿使用的农地政策,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农地承包和承租经营的制度创新

农业技术创新对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以及提高农民收入都起着重要作用。现有农地制度存在着诸多阻碍技术创新和实现的弊端，表现在抑制技术创新需求，降低新技术使用收益，不利于构建和激励农业技术创新主体，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使用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第三次农地制度变迁，即坚持人本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制度变迁成本最小原则和产权清晰原则，沿着双重路径，构建多元化的土地承包和承租经营形式，并完善相应配套措施。     

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创新问题的调查

当前,我国农村中青年劳动力持续流出,农地流转需求增加,低效利用农地现象凸显,"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苏州市的农地股份合作社和合作农场等实践说明,"农地股份合作,生产专业承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有益补充与拓展。     

WTO框架下福建农地制度创新的选择

当前,农业发展面临两大环境变化,一是进入农产品供给结构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二是加入WTO后农业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卖难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增收难度加大。这两大变化迫切需要农业发展中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高农业发展效率,首先要解决提高农地使用效率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农地制度创新,农地制度创新的选择,在于建立土地流转制度。 一、农地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因 福建农业的资源禀赋表明,加入WTO,对于福建农业来讲,机遇     

农地征用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与创新路径研究

农地征用制度改革必将成为我国近期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或者保护农民权益，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耕地或者粮食安全，关键在于征地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农地征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不足，直接导致了农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及农地征用权被滥用，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农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也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现实反思与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立足点必须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中心,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与重构是由多重制度创新相互耦合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中国未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体系至少应涵盖以下几方面：（1）重构农业生产微观运行载体;（2）兼顾公平与效率;（3）遵循与服从现实约束条件;（4）实现政府行为主体与农民自我创新的有机统一;（5）建立创新目标体系。     

农地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与创新模式研究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1.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现行农地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形势的发展,它并不是中国农地制度的最优模式,其不足和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从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农村集体产权的主体有三种形式:乡(镇)、村、组三级,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土地产权主体不利于农村产权的稳定,农民也形不成有效的、稳定的预期,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第二,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充分、不明确,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经营权从本质来说是一种使用权…     

农地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与创新模式研究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农地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形势的发展，它并不是中国农地制度的最优模式，其不足和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从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农村集体产权的主体有三种形式：乡（镇）、村、组三级，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土地产权主体不利于农村产权的稳定，农民也形不成有效的、稳定的预期，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第二，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充分、不明确，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经营权从本质来说是一种使用权，可衍生出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项权利。而作为具有使用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却只具有耕种权、部分的受益权以及极其少量的处分权，其权能是残缺的，导致了土地使用上的随意性以及土地流转的困难，     

农村信用社持续经营的制度创新与制度环境培育

制度创新是农村信用社持续经营的重要制度保证条件。制度创新有利于提高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资源开发和配置效率,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开拓业务,满足"三农"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有利于增强农村信用社的运营效率,有利于提高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增强对农村经济的渗透力,促进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发展。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产业化

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农地制度的产权模糊造成了“交易成本”过高，从而阻碍了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的制度障碍之一。因此，农地制度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农地制度创新、制度联动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基于广东中山模式的考察与启示

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分离开来,作为一种单独的制度来设计是当前研究的一个误区.本文通过对广东中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考察,指出充分发挥乡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按照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是一个可行的制度模式.研究发现,政府和乡村集体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中山模式得以确立的基础,而以农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制度联动则是政府、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三方收入共同提高的关键,这一模式的建立只能通过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