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索洛增长模型

为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开始实施二孩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人口出生率逐年增长。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索洛模型,分析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影响性小于储蓄率变动影响;考虑到克莱默人口结论,结合内生增长模型,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财政可持续视角

基于财政可持续视角,依据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以财政可持续为中介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向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减弱;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鉴此,应调整优化人口政策,提高劳动者素质,激活老龄人口消费潜力等,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结构、宏观经济因素、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选取人口结构、宏观经济因素和经济增长三方面的变量对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进行探究.通过协整理论的EG两步法否定了储蓄率和存款利率、城市化率存在协整关系,得出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高储蓄率不具有解释作用的结论.通过将人口结构变量、经济增长变量联合对储蓄率回归,发现经济增长变量对储蓄率的解释作用并不显著,人口结构变量显著影响储蓄率,从而得出我国储蓄率长期趋势主要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的结论.这一发现对我国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     

2013年度《华北金融》重点选题

1."理论探讨"栏目: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研究;通货膨胀形成机理研究;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探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研究;国际金融监管前沿问题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外汇管理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题研究。2."聚焦滨海"栏目:滨海新区及天津市金融改革创新问题研究。3."改革探索"栏目: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变化对经济影响研究;消费金融问题研究;人民币跨境流动问题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地方     

预期寿命、居民储蓄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引入预期寿命,验证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通过数理推导证明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然后以居民储蓄率为切入点,探究预期寿命是否会通过影响居民储蓄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最后在实证分析中,得出预期寿命对中国居民储蓄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延长一年,将会促进中国居民储蓄提高约0.289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3%。以上内容为研究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内蒙古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

从历年反映人口结构的相关数据中,发现内蒙古的人口结构在逐渐变化,劳动人口对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比率逐渐降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比率却逐渐提高。内蒙古人口年龄结构类型逐步进入老年型,而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85-2012年的相关变量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等一系列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人口结构、收入增长对内蒙古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人口结构、收入增长与居民储蓄率的实证分析中,首先验证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不考虑人口结构的改变,得出影响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收入,也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内蒙古当期的储蓄现象。然后又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建模,得出的结论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而且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远大于收入。长期来看,由储蓄率、收入增长率、负担少儿系数和负担老年系数这四个变量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     

我国高储蓄率的人口老龄化因素探讨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这一人口转变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对储蓄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前鉴,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而我国多年来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目前我国存在的高储蓄率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短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消极作用难以显现出来。     

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费用增长 --中国数据的计量分析

依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对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医疗费用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发现:经价格紧缩因子调整后,我国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约为1;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是一种长期关系,但短期影响不大;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增长、医疗费用增长都是我国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Granger原因.     

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

本文在内生人口结构视角下研究了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检验了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均实际GDP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都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远高于老人抚养比升高的幅度,因此经济增长会伴随储蓄率的升高;此外,低出生率导致的老龄化过程会降低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但会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直面挑战 树立信心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扩大内需政策出台后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与展望

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有利趋势以及未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条件进行分析,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甚至出现了下行风险的诸多苗头;下一阶段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因素不会发生趋势性的转变,如内需拉动(包括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高储蓄率、产业结构升级、银行体系稳健性改善以及较好的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实力。下一阶段宏观经济将由2002～2007年的加速增长期向平稳较快增长期转变,GDP增速将有所回落,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内需在需求结构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显著增强。     

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基于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构建先富后老、先富未老、未富先老的模型结构,在开放经济下建立一个四地区世代交叠模型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通过分析初始均衡和最终均衡之间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本文结果显示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地区,这个结论意味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大国。随着人口红利拐点到来,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并导致资本输出减少。文章通过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试验,旨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重要的参照作用。     

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储蓄增量和储蓄率能够促进并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储蓄增量和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弱,或者说甘肃省目前储蓄形成有效投资的能力较弱。引言(一)背景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或地区,必须有充分的资本积累来推进其经济增长,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衡量就是储蓄率。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以甘肃为例,2000-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     

三四线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辽阳市为例

2008年以来,辽阳市人口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加速特点,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先升后降、逐级下行。调查显示,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是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负担加重,居民储蓄率将延续下降走势。居民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增速回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然不可持续。建议引导优化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使储蓄、投资、消费更好地匹配经济社会发展。     

“新”城镇化有新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幅上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1年51%。既有的城镇化模式,主要体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非农产业的扩张,对于非农劳动力需求大幅上升,带动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者反过来又提高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相辅相成。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倾向于企业和政府,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的产生,同时也强化了储蓄率、投资率高企的宏观经济结构特征。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仍将带来对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相对快速扩张,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将超过农村,城镇化率继续提高。但人口红利接近顶点、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发生,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开始了趋势性紧张的过程。我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成城镇化的主要经济体,由此将面临其他经济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所不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反映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既有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模式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加上劳动力供给趋紧,过去收入分配(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城镇居民内部,城乡之间)中的不平衡将降低。从需求面来看,在增加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这将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率的上升。从供给面来看,未来的城镇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将弱于此前。如何在改善分配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将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指向来看,具体内涵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新政策着重于分配领域,有利于扩张国内需求、改善需求结构。然而需求扩张必须与供给扩张相辅相成。成功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必然是一方面通过促进效率保持总供给能力一定的增速,同时通过改善分配来拉动总需求增长。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加以配合,改善经济的供给能力;具体领域包括财税改革、尤其是结构性减税,鼓励民间投资、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以及改变基建融资方式等。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国经济将出现深刻的转型。储蓄率下降、不会再有新一轮的房地产大幅扩张,市政民生相关的基建投资还将发展,储蓄下降快于投资下降,中国将可能逐步转变为贸易赤字国。同时,消费率上升、大众消费受到城镇化支撑,中国消费时代全面来临。与之相应地,实际汇率有所支撑,实际利率下降有限。     

金融助力城镇化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我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金融体系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的成败,因此研究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尤为重要.本文以河北省为例,从城镇化内涵入手,构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金融支持评价模型,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剖析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并结合河北省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投资与增长:30年、60年与200年

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资本积累速度与资本存量规模,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消费品供给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提高了价格系统动员资源的效率,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了年均40%的储蓄率、38%的投资率和10%的经济增长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力明显增强。要理解30多年来储蓄、投资、消费、增长的变动,需将这几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提高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是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一定程度上约束我国经济内生性增长.本文以近几年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为调查对象,实证分析农村居民低消费现状与影响因素,提出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低消费的路径.     

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

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北欧五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其高福利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90年代北欧国家开始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改革效果令人瞩目,即使在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严重的时期,北欧五国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和较高的就业率。本文从劳动就业、储蓄与消费、宏观经济增长三大方面,对1990-2013年北欧国家社保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使失业率下降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并且,瑞典与丹麦的劳动力年均工作时间一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其次,除丹麦外,北欧国家社保支出水平与国民储蓄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负相关,社保制度改革使国民储蓄率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都有所增加;最后,北欧国家实际GDP增长率与社保支出水平增长率负相关,社保制度改革成功控制了社保支出水平上升趋势,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些结论充分体现出北欧社保制度的改革减少了公共赤字水平、避免了税收负担的加重、稳定了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