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     

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揭示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省级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2）城镇化与人力资本除了各自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渠道外,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紧密的联系,表现出偏效应特征。     

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增加值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生产率、贸易成本与出口额三种影响机制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互联网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渠道与出口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贸易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产品技术复杂度与企业出口增长

本文利用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企业出口规模越小,出口增速越快;产品技术复杂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存在行业和地区差异,主要是由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类型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资本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以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这一负向影响较小;从长期来看,出口较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可以促进企业的出口增长,对于国际市场上长期持续存活的企业尤其如此。     

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RCEP的签订为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契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调整中国对RCEP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策略成为值得研究的议题。使用2004—2018年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分析直接投资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提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当东道国为中低收入国家时,这一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中国应优化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完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规制,扩大与RCEP国家在新基建领域的合作,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此结论仍然成立。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注重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注重引资质量;制定好相关的政策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优质外商来华办厂;依法保护外商的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最大化发挥外资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出口技术水平。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随着中国跻身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能否促进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分析发现:无论在行业层面还是产品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即OFDI可能成为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在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显著,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显著.基于此,在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下,如何推动企业有重点地“走出去”,与发达国家建立深入的技术战略联盟,进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培育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34国1997-2011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新测度工具,在测度出1997-2011年34国8类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基础上,就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生产环节时,兼备量增和质升两种功能,且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质升功能具有最优环节,该环节多位于各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中值区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以远离最优环节的形式支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呈现一定的粗放型使用特征;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发挥其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功能,冰山成本引致的华盛顿苹果效应和FDI使得贸易地理优势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机遇。文章采用固定效应论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扩大需求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基本路径。     

经济韧性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制造业出口过程中面临更多贸易风险,其所依托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粗放式出口增长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有效改善当前贸易现状以及如何快速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重视的课题。同时,我国各地区正努力应对来自全球的冲击与挑战,而这些阻碍也使地区经济韧性愈发受到重视。经济韧性关乎地区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其对于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却未有定论。本文梳理了经济韧性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基于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经济韧性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分别测度了2009—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和制造业出口质量,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将生产性服务中间品完全消耗系数权重分至各制造行业中,使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各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大小、方向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其中金融、信息和研发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内资制造企业的影响程度更大。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促进企业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供给率进而提升制造业出口质量,并且对高生产率的制造企业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开放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何跨越贸易壁垒——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研究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中国产品形成的差异化的出口抑制作用。理论及作用机制分析从进口国的消费者需求层面考察,考虑到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额外提升作用;实证分析则主要构建交互项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均发现贸易壁垒对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中国产品造成的出口抑制作用越弱,这表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帮助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还发现,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出口,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来弱化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作用的效果越好。本文的研究将为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出口提供有益的启示。     

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了FDI、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二者的交互项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FDI与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FDI对于东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基础设施建设中,中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结合地理优势异质性特征,首次从跨国面板层面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细致检验。得到的结论主要有: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型,适度赶超能有效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偏离比较优势零值较远的赶超会抑制弱势群体就业,中国的赶超已经处于抑制弱势群体就业的负效应区间;契约型地理优势有助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加快与其他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消除国内市场分割,是使得契约型地理优势在中国发挥正向效应的重要手段;释放企业经营环境红利和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红利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我国政府当前大力推行的碳减排和能源效率提升计划,可能会对弱势群体就业产生一定冲击,但可以通过以总量补效率的形式淡化上述冲击。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