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995-2016年经济数据,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方面,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波动较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而合理化水平则出现大幅度波动、高级化较为平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主要研究时段出现轻微波动,但1998与2015年出现骤降导致整体变化较大;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未来长期内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将阻碍合理化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变动在较长时期内将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来看,二者在长期发展中将会缓慢加速高水平经济协调发展进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经济协调发展间阻碍与推动作用近期主要来源于其本身,长期产业结构变动除受本身冲击外,均受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较大。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梳理了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即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机制,并选择1998-2010年中国省级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指标数据建立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的实证研究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均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城市化发展,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对城市化发展产生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 本文基于2002—2013年间的中国30个省域的数据, 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经验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 分析得出: 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与此同时, 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来看,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结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

本文通过惩罚性样条平滑方法对经济增长潜在趋势和波动进行分离,并将其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一并纳入VAR分析框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潜在趋势的影响有限,前者增加了产出波动,后者则抑制了产出波动.对潜在人均GDP而言,短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更为重要,长期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显著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视角研究无锡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同的均衡关系,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研究结果,无锡市的产业政策应当首先着重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同时也不能忽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从两个角度为无锡市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78-2013年15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各随机选取5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三大地区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均最优;（2）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稳定,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定性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横向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算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和具体作用路径,并运用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在不同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内,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逐步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则需要适度提高环境标准,同时应促使企业强化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打破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产业结构变迁、互联网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基于2006—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从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出发,讨论了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相反。产业结构变迁与互联网发展的交互作用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互联网门限效应,即只有互联网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产业结构变迁与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才由负转正,并在互联网发展水平提高时进一步增强。     

日本：产业结构高级化了吗

产业结构调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必然经历的过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力量既有来自于产业自身的内力量力量,也有政府产业政策等外部推动力量。合理化与高级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目标,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产业结构高级化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产业结构合理化又贯穿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整个过程。简言之,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状态向较高水平状态发展变化的过程,     

A review of non-agricultural land-use in peri-urbanization area： research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The peri-urbanization area as a kind of rural-urban interface is changing rapidly ,physical, economlc and social terms. The land use pattern in such area is shifting away from the assumptions of mainstream paradigms to new conceptual landscapes, which leads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zation.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on non-agricultural land-use in peri-urbanization area. In this paper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 is reviewed by dividing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conception of peri-ur-banization area and its driver factors. Then i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atiates on the progress in the non-agricultural land-use in peri-urban area on land-us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area, while the fifth part reviews the integrating ways of non-agricultrual land-use.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udy are draw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osition of non-agricultural land-use study in peri-urban area.     

非农投资总量、结构和要素替代对就业的影响

将影响非农产业就业量的增长因素分解为:投资总量效应、结构变化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投资总量的增长是拉动非农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效应以及要素替代效应导致了非农就业的下降。     

中国非农业住户部门循环账户的构建与理论阐述

非农业住户部门经济核算是构建中国住户部门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SNA1993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本文界定了非农业住户部门生产核算的主体与范围,界定出非农业住户部门在不同国民经济活动阶段与其他机构部门间所发生的所有经济交易。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非农业住户部门的生产账户、收入初次分配账户、收入再次分配账户和收入使用账户,并在循环账户的基础上构建出非农业住户部门的综合经济账户。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非农工作经历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考察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无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而言,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不仅在于非农工作自身的集体化作业性质相对于分散的农业生产具有更广泛的人际接触机会,而且非农工作经历调整和改变了个体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态度和能力。采用最新发展的基于R2的夏普里值分解发现,非农工作经历对于形成农民间社会关系网络差距具有重要影响,贡献率可达8.67%,仅次于党员身份、教育程度以及性格因素位列第4。这一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出现新一轮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缓慢甚至回流的经济形势下,政府需要加大政策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因为这不仅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还有助构建新型社会网络的农村社会。     

转型经济中劳动力迁移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建立多项Logit就业选择模型,识别劳动力迁移对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影响,并利用2008年9月之后返乡农民工样本考察劳动力迁移的潜在内生性及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发现:由于内生性的存在,导致劳动力迁移效应被高估约8.5个百分点.相比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迁移促使农民工返乡后更多地受雇于非农工作,而对自主创业的影响不大.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提高了非农产业技能,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将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有多种观点,但二者相互依赖、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专业分工与外包、生产价值链、生态群落的角度,可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并总结出二者互动共生的模型:中心型互动共生模型、金字塔型互动共生模型、平行型互动共生模型以及嵌套型互动共生模型。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如何通过二者互动,使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选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战略路径。     

渐进式创新与跨越式变革：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述评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立足经济结构转型和着眼未来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阶段我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是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以“耦合”为归纳主线,分别从生命周期、技术创新、博弈策略、价值链以及定量评价五个视角对国内2010-2013年间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脉络梳理和综合述评。归纳发现,已有成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所涉及到的诸如体制、机制等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但在定量测度层面,数理评价模型却过于单一,在数据样本的选择和统计口径的制定方面,实证基础也还比较薄弱。     

Technology and jobs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echnology. A set of models is developed where changes in industry-level employment are explained by changes in demand, wages, by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nd its market impact. The empirical test uses data from two EU innovation surveys – CIS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2 (1994–1996) and CIS 3 (1998–2000) – on 10 industrial sectors and 10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s show the importance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innovation industries, and between short-term labour market effects and the long-term impact of structural change.     

1995年以来广州市产业转型特征研究

以广州为研究对象,采用产业转型系数、主成分分析和偏离—份额方法,对1995年以来的产业转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广州工业转型的快速时期在1999年前后,服务业随后。1995年以来广州工业内部增长速度呈现差异,竞争优势行业发生变化,但主导产业仍未发生更替。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呈现较大差异,正逐步向高端化转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广州产业转型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其转型还需经历较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对经济发展仍起重要作用。最后,提出了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产业转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