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及检验

本文对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作了相关论述和实证检验,基于1988—2008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中介增长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存在且显著。此外,对外开放的程度、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随后本文从信息不对称、所有制偏好、规模歧视以及抵押担保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质原因。     

收入差距与房地产价格泡沫：基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不同收入居民对住房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的偏好差异,结合居民的住房偏好特性,考量收入差距对房价收入比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差距对房价收入比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时,影响为抑制作用;高于门槛值时,影响转为促进作用,且随着收入差距进一步的扩大效应更为明显。鉴此,应聚焦缩小收入差距,合理引导居民住房消费与投资,以有效控制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趋势。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中介变量,实证考察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对城乡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存在改善效应,对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扩大效应;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积极影响,但对以金融服务网点密度等指标衡量的金融服务渗透性的影响效果则相反。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1997～2008年中国四大地区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四大地区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对其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农村家庭非基本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些,而基本收入对其影响则次之;同一地区不同年份间的消费支出差异大于同一年份不同地区间的消费支出差异;东部与中部地区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及其他商品与服务等消费项目方面大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居住和交通通讯方面则小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但四个地区的自发性消费差距并不明显。建议增加农村家庭基本收入,并着力完善关于农村居民的各项制度安排,帮助农村家庭改善其消费结构,提升其消费层次。     

内蒙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对比分析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与农牧民的家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二者的家庭消费结构差异也在扩大,本文通过对二者家庭消费结构差异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影响二者消费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及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乡村消费环境差;城乡居民文化素质、消费观念的差异;农牧民收入的相对不稳定性等。以此为政府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距提出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     

指尖上的旅行：移动支付能否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Tobit模型和差分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出游概率、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且对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城镇和老年家庭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移动支付通过提升居民信任水平、提高支付便利性促进家庭旅游消费。鉴于此,应深入发展智慧旅游,驱动旅游消费智慧化、数字化升级。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检验

近年来，我国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缓和，但在不同区域仍有不平衡性。本文基于库兹涅茨理论，利用2011-2022年江苏省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各地域而言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应当实现对城乡居民收入区域化的动态管理，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打破金融排斥的局面。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由此而来。随着金融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普惠金融演变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必须环节,也是调整产业间升级、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本文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将产业升级细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更深一步分析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后按照区域异质性展开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能产生中介作用;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果在收入差距较高地区最大,在收入差距较低地区最小,同时在收入差距最高的地区,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而在收入差距为中、高等的地区,存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作用。本文以产业升级为视角,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进行较为全面、具体与系统地探讨,有助于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为政府部门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工作中提供一定的借鉴。     

提高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思考

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障碍(一)家庭收入水平低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直接障碍。调查发现,2009年庆阳市20%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4500元,仅为高收入家庭的20%;中等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是高收入家庭和全市平均水平的45%和88%,中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成为制约需求扩大的最直接的因素。(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制约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兼论收入差距的门槛及中介效应

论文运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研数据（CHFS）和北京大学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消费差距,并且存在非线性关系,收入差距在其中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型、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差距存在着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型消费差距的抑制作用最强,其次是发展型消费差距,最后是享受型消费差距。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降低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是我国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能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建议，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既是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居民杠杆率是否能起到门槛值的作用，以此实现在控制家庭负债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效果。结果表明，当居民杠杆率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削弱作用衰减，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个性化定制、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议、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居民借贷信心等建议。     

信贷增长如何影响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信贷增长对中国家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整体而言，信贷增长可以缩小家庭收入不平等，主要作用机制是信贷增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单位时薪以缩小劳动收入不平等。同时，文献中所发现的信贷增长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扩大家庭间非货币金融资产差距，在我国表现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家庭的非货币金融资产比例较低，这一点对于高收入家庭也不例外，且大部分家庭难以从金融资产交易中获利。信贷增长带来了各个收入组的房屋价值上涨，但高收入家庭房产价值上涨的幅度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房价上涨扩大了不同收入家庭所持有的房产价值差异。考虑到家庭调查数据往往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覆盖不完整，上述结论可能低估了信贷增长对极少数高收入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信贷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社会保险参与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26246个受访者的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测算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从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两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方法估计了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1.随着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的增加,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降低,有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消费均衡;2.社会养老保险参与会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和降低家庭生命周期储蓄水平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而医疗保险则会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家庭消费不平等;3.社会保险参与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受经济环境、生命周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现象,表现为南北方地区差距较大,对青年家庭影响更大;4.养老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享受型消费影响次之、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小,而医疗保险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效应正好与之相反。     

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门槛视阈

文章采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分析了居民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基于总体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居民创业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创业,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越来越小,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最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使得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上升。相较于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更大程度上抑制低收入组家庭创业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如低教育水平家庭、低社会网络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采取措施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房价收入比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2010～2018年的数据,采用相对收入标准法精准测算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和消费特征,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房价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不同类型消费影响有显著差异;房贷支出占比对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相较于城镇低、高收入家庭,房价收入比对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最大。最后,从促进就业和稳定收入、保障消费时间的休假制度、形成促进消费机制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以提高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促进国内经济复苏。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聚焦农村居民消费,以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机制,并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实物消费、劳务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系数均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银行贷款审批条件和文化水平两种渠道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其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3%和24.2%;随着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升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果;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