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城市经济“高位增长”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分析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1991～2008年相关因素对样本城市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知,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模式属于要素推动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09％;而近年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表明其经济正逐渐向依靠资本和TFP共同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逐步加大TFP的贡献率是集约型城市实现经济高位增长的有效途径。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分析

利用1978—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12省市的数据,测算了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当期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但是,由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大,因此TFP呈相对平稳下降趋势,TF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指出:若2010—2020年西部地区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1%,则西部地区能实现以技术进步带来可持续增长。最后提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市场化不断加强,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全省经济新一轮增长的生力军,在社会投资、劳动力和技术升级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不断增强。研究表明,在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中,资本投入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本对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劳动力的贡献率,资本的这一贡献率也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技术进步缓慢,技术对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为零,技术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对民营经济加强技术投入应成为下一阶段黑龙经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视角

运用TFP的变动来对经济增长潜力展开分析,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常见研究思路。从新古典模型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TFP进行估算分解,并构建TFP、GDP增长、资本增长和劳动力增长之间的VAR模型。实证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要素的有效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将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注重进行技术基础的革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空间视角下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TFP增长——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首先测算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研发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而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要素价格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比较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①资源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客观存在,东部资本要素和研发人员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东部。②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类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大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③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资本要素扭曲对三大区域TFP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仅对东部地区TFP的抑制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研发劳动力要素扭曲能提升东部和中部该行业的TFP,而抑制西部地区该行业的TFP。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TFP的实证研究

假设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科学技术水平年均进步率为5.1%;此外,通过计算还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79%、12.53%和2.27%。资本、劳动及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45%、18.03%和53.5%。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3.5%,超过了资本、劳动两者贡献之和,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     

基于“索洛余值法”测算湖北TFP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市场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资本、劳动等物质要素转向以技术为代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综合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综合要素生产率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湖北省近年来相关经济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计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出相关建议。     

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析

本文在对索洛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统计部门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成果，对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动是TFP提高的重要原因；（2）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属于资本和技术双推动型的；（3）资本深化速度的差异是东中西部TFP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78—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增长核算法,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78—2015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34.86%),市场潜能次之(34.55%),再次是TFP(22.03%),最低是劳动力(8.56%)。根据"克鲁格曼质疑"的界定,对中国"增长奇迹"贡献率最大的是"灵感"因素,贡献率为61.93%,"汗水"因素的贡献率为38.0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汗水",其贡献率达62.03%。但"汗水"的贡献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1990—2000年为52.41%,2001—2015年快速下降到21.93%,而"灵感"的贡献率开始占主导地位,达78.07%。就区域差异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灵感",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于"汗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于"汗水"与"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灵感"。该结论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和商品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等"灵感"因素的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选取1993~2011年云南省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数据,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运用索罗余值的思维,将技术效率看做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的余值,分析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判断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类型。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以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总产出有显著正向作用。在总体上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是提高的,但个别年份波动较明显。劳动力要素贡献率基本上保持平稳的态势,然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要素贡献率在研究样本年限期间波动幅度较大,相对而言,土地要素贡献率处于中等水平,并且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进步实现机制和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理论假说——来自我国9个发达经济区的实证检验

按照管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关系的新理论假说,利用我国9个发达地区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要素产出弹性理论假说的检验,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在技术进步中一直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缺乏自主创新,从而使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增加型,理论假说前提的偏离导致实证分析结果和理论分析结果不一致。结论表明,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可以选择的技术进步方式不同,要素投入的组合方式也不同。当前我国应该改变资本投入过快增长的现状,强调管理要素和高素质劳动力投入,通过不断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未来增长趋势

一、引言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反映资本、劳动力等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TFP是衡量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     

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DEA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和技术非效率的前提下,使用非参数的DEA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88-2006年中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估计和测算,通过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来寻找农业TFP增长的源泉.实证表明,1988-2006年中国农业TFP增长较为显著,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是顺周期的,各个省区的TFP增长差异性则较为明显.从其内部构成来看,TFP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技术效率改善的作用则很有限.另外,是否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会对TFP的估计产生较大影响.文章最终认为,应努力通过制度创新来消除农业技术扩散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进共同推动农业TFP增长.     

要素扩张、行业特征与产能过剩——对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调节效应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要素规模、行业特征与产能过剩的关系.从整体结果看,劳动力和资本规模变动不能显著地解释产能过剩;在技术进步越快的行业中,劳动力扩张与产能过剩的正向关系越不明显;随着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资本和劳动力同时扩张对产能过剩的加剧效应将得到弱化.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除了要扭转要素推动型产业增长,更重要的是让微观主体在市场机制下,借助技术进步和要素优化配置,理性投资并高效利用产能.     

山西省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通过对1990年—2011年山西医药产业相应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计算了山西医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山西医药产业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析发现,山西医药产业的TFP是在波动过程中增长的;整体来看,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16.5%。但细分阶段分析,山西医药产业TFP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是不断下降的。     

我国人力资本“双高型”四省域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通过对双高型区域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四个省区1996～2007区间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发现:(1)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存量、无差别劳动、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物质资本存量对双高型区域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依然最高,达到93.5%,表明其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拉动。(2)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经济增长是必然的,同时经济增长又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3)四个省区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尚未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迫切要求各省区,特别是人力资本丰富的双高型区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实现物质资本推动型经济向人力资本推动型经济转型。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当下，通过城镇化手段刺激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必要举措。但中国城镇化模式是否粗放,是否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尚未被解答。为此，本文摒弃测算TFP增长率的新古典条件，放松生产函数形式、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的要求，给出要素贡献率的非参数测算方法。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显示：1985-2012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15%，占主导地位；劳动贡献率为326%，能源贡献率为2175%，而TFP贡献率仅为1084%，因此样本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并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粗放性没有显著改善。回归分析表明，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而言，以往的城镇化比较粗放，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应当注重转变城镇化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