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特质波动在上升吗？——基于文献的述评

文章针对目前金融经济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公司特质波动,从两个方面进行文献述评：特质波动测度和时间趋势。公司特质波动的测度方法主要依赖于资产定价模型的选择,因此,其误差根据方法的不同而各异;在时间趋势方面,众多学者对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股市存在明显的特质波动上升趋势从各种角度予以解释;由于针对公司特质波动的研究刚刚展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仅对中国A股市场平均特质波动水平进行相关测度。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文章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望,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之用。     

我国证券市场公司特质波动能够被定价吗——基于“非资产定价模型分解法”的测度与检验

根据我国A股市场数据,运用非资产定价模型分解法将个股风险分解为市场风险、行业层面风险和公司特质风险,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1)从1995年到2010年的15年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平均公司特质风险经历了下降和上升的U型趋势,并且时间序列平稳;(2)公司特质风险在个股波动中的比例不断升高,逐渐成为个股风险的主要来源;(3)在三个层面风险中,只有市场风险具有市场收益的预测能力,公司特质风险和行业层面风险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特质风险没有被市场收益定价,也就是说,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特质风险只是反映了公司层面信息的不确定性。     

流动性因素与中国股市的技术创新信息反馈——基于股价特质波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Chun等[1]的研究思路,实证检验技术创新投入是否能够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特质波动中反馈为公司特质信息。考虑到中国市场微观结构中流动性因素对于资产定价的独特作用,我们建立引入流动性变量(以换手率度量)的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股价特质波动,然后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检验技术创新投入与公司特质信息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流动性因素对公司特质信息存在显著影响,但流动性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创新投入。在控制了流动性因素后,技术创新的股价反馈效应表现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存在,说明创新投入能够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特质波动中反映为公司特质信息。     

中国股市特质波动的影响因素检验——基于结构突变视角

通过直接和间接分解法得到14种股市特质波动,运用中国股市数据证实了这些特质波动序列具有强而显著的相关性。选取代表性特质波动、宏观经济增长及其波动、表征投资者行为偏差的换手率等变量,基于结构突变点判别对变量序列进行退势,并运用退势平稳序列检验影响特质波动的主客观因素,结果发现:投资者行为偏差及其与前期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趋于推高股市特质波动,而前期宏观经济波动对股市特质波动有平抑作用。     

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以2003—2012年上证指数高频数据为例

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股权风险溢价之谜的中国例证——基于标准C-CAPM模型的实证研究

结合全局与分段样本,利用H-J方差界的思想综合考察标准模型对我国自股票市场成立以来的历史数据的解释效力,探讨我国是否存在如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一样的股权溢价之谜.实证结果发现,通过实际市场数据得出的主要考察参数在模型设定的合理参数取值范围之外,标准模型在分段与全局样本中均不能对我国1992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股权风险溢价提供有效的解释.     

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波动探析——基于相关文献的回顾

长期以来,在贸易条件研究方面,理论界主要关注于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而对其波动现象重视不够。文章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然后具体探讨了贸易条件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     

波动溢出、风险传染与信息传递效应——基于亚洲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选取数据窗口为1985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六个亚洲股票市场的日对数收益率数据,运用BEKK形式下的双变量模型,以两两国家对比考量的方式研究亚洲六个国家和地区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这六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研究结果表明,在这几个股票市场间存在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公司成长性能够被操纵吗？——基于双星新材的案例研究

理论研究表明公司上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高成长的需要而筹集资金,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高成长公司刚刚上市成长性大幅下滑却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以2011年第2季度在中小板上市、第3季度成长性大幅下滑的双星新材为例的分析表明,原材料成本波动和行业波动并不是双星新材第3季度成长性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公司上市前过度包装、提高公司发行价格很可能是上市后成长性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收益及波动的双向影响效应——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Baker等发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上证指数,运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定量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收益及波动的双向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当期股票收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滞后期呈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滞后期增大而逐渐减弱并趋于零;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也会加剧当期股票收益波动,随着滞后期增加这种波动效应会随之减弱.股票收益和股票收益波动率受到的冲击对当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无明显影响,但在滞后短期内会加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且中长期影响程度趋于零.鉴于此,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减少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及其反向影响效应尤为重要.     

违约风险、利率波动与债务期限结构——公司债务融资的利率反馈效应

不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在应对利率波动时会增加企业违约风险。基于Geske复合期权定价模型,再加入随机利率因素得到的企业违约风险估测模型计算结果表明,为最小化违约风险,市场利率波动加剧时,企业应减小短期债务比例。过高的短期债务比例给企业带来的违约风险约束有限,由此造成的成本与风险的不匹配可能是解释我国特殊债务期限结构的一种新思路。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利率波动幅度加大可以引导企业向最优债务期限结构靠拢。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影响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是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效果会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198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一国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其FDI的下降,且用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征用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产权保护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高收入国家FDI的增加,但对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汇率波动都对FDI 具有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不断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并积极签署双（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定,以有效降低征用风险;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     

地方债务风险有多高？——基于现实、潜在及引致风险的分析

文章从现实风险、潜在风险与引致风险三方面对我国地方债务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估。基于现实风险的分析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似乎并不严重。基于潜在风险的分析表明,由于审计署公布的数据低估了债务规模,土地财政越来越不可持续,政府未来公共投资依旧会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地方债务的未来发展趋势需要决策者保持足够的警惕。基于引致风险的分析表明,地方债务衍生了较为集中的金融风险,并正在慢慢扩散,难以监管;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挤出了私人投资,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国家在货币政策的运用上有所顾忌,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加陷入两难境地。因此,综合分析表明,我国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较为严重,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迫在眉睫。     

相互保险风险池越大越好吗? ——基于最佳组织规模问题的多学科文献调研

相互保险已在国内开始运营,特别是各类互助组织借助网络技术,体量越来越大,亟需监管机构重视与规范.本文聚焦相互保险基本风险池最佳规模问题,通过多个学科的文献调研,提出"博弈类型""信任基础""组织结构""管理措施"等因素是制约最佳组织规模的四大影响因素.梳理相互保险发展史,以及更为普适的人类社群组织规模发展史后,提出控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管控——基于文献回顾的视角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研究近几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本文从文献回顾的视角,梳理出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三条脉络,其中关于平台的风险管控问题最为重要,并以此为切入点,从银行和政府双重视角提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管控的措施。     

汇率波动存在非对称"杠杆效应"吗? ——基于ARCH族模型的波动性研究

识别汇率波动的运行特征是做好汇率风险防范的前提,也是客观评估和谋划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基础.文章采用GARCH族波动性模型,基于2005年7月和2010年6月两次汇改后的样本数据就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特征进行了客观地评估.结果发现,汇率风险引起的自身滞后波动及外部市场冲击是引起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因,且这类冲击对汇率波动的影响会产生"长记忆特性",导致其呈现出显著的"尖峰厚尾"和"集聚性"特征.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序列并非现有研究所认为的汇改后整个样本期内均存在"杠杆效应",而仅仅只是在2010年6月二次汇改重启之后的样本期内出现了非对称"杠杆效应",且表现出"放大利空,缩小利好"的非对称性特征.     

大客户是资源还是风险——基于IPO定价场景的检验

基于我国IPO定价和客户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及相关数据,探讨了大客户对IPO定价的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作为非财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整体来看,客户集中度与IPO定价显著正相关;大客户对IPO定价具有价值创造的资源效应,这一效应在创业板上市的IPO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承销商评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宏观货...     

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风险导向审计定价——基于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中国转型期的公司法律风险和政治联系对于新兴的审计市场均衡定价至关重要.以2007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间96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政治联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上市公司法律风险越高则审计收费越高,上市公司政治联系越强则审计收费越低,而且国内“十大”事务所对政治联系较弱的上市公司收取了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一结果表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定价具有风险含量.     

投资者关注家族企业控制权风险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市场IPO抑价的考察

以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50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投资者对家族控制权风险的反应,结果表明：投资者上市首日给予控制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家族控制权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当家族通过聘任更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以加强控制权时,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的估价更高;而对于家族成员涉入高管层较低的公司,投资者并不关注家族控制权风险。可见,当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高管层较深时,我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将家族企业控制权视为价值发现的机遇而赋予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完善相应的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有效控制所有权集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