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协整与因果关系研究

笔者运用最近发展起来的面板协整技术,分析了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尽管对于全国和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但对于中部和西部,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因果关系。     

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标准值研究

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为门槛变量,借助新古典的Solow增长模型构造实证检验模型,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乡收入比低于3.59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效应;当然,该值并非越低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当城乡收入比高于3.59时,该值的增加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十分显著.西部地区自2002年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超过了这一标准值,已经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     

地区收入结构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基于2000--2009年数据的考察

基于2000-2009年全国各省份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依据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两种方法测度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程度,结果显示2000-2006年差距略微上升,但2006-2009年逐年下降,发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以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并不必然牺牲经济的发展速度。通过基尼系数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解为收入结构差距,揭示了工资性收入是总差距的决定因素,但其对总差距的贡献度在不断降低;转移性收入对总差距的贡献程度也在降低,二者对缩小总差距有积极作用。通过泰尔指数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解为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差距,发现区域间差距是构成总差距主体,但是从时间序列看,区域内对总差距的影响程度逐步扩大,东部地区内部省际城镇居民收入的差异对区域内差距影响最大。     

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采用门限面板模型研究贵州省9个市州地区1980-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度量指标,门限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贵州省9个市州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机制转移效应,共分为4个区间,城乡收入差距大于等于2.9,且小于等于3.14时为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区间,在此区间,合理控制偏向城市制度,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研究

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全国总量时序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但以各省GDP增长率和城乡收入比为观测点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显示:不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在短期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看,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原因

本文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发现自 1 978年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化的趋势 ,并且三大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变化 :由过去的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收入的增长 ,同时 ,增长来源单一化。造成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上 ,解决农民收入地区性差距问题就变成了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     

收入差距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环境污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不仅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而且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具体从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收入差距两个视角来分析我国收入差距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我国环境污染的加剧.     

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产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制度因素变量的交互项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要远大于制度变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粮食生产

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根据1990-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结果,以2004年为分界点,2004年之前的收入差距对粮食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粮食安全状况将全国各省分为四类区域,欠发达地区粮食增产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最明显。应重视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与对策

根据2000-2009年湖南省统计数据,对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现状分析、因子分析和趋势分析。现状分析显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全国排位居中,在中部地区居高;长株潭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在全省绝对差距最大,相对差距最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差距持续加大,相对差距增长近年趋缓。因子分析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影响最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影响最大;城乡居民收入、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和农业财政支出比例均与湖南城乡收入分配绝对差距动态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照此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只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1％）略高于城镇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0％）发展时,湖南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才会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就是要想尽办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对策。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1)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M-R-W增长模型框架下,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至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用教育收益率修正了教育人力资本指标,而健康则主要从投入角度加以测度。应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DGMM)估计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促使全国省际间人均GDP增长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则表现出条件收敛趋势。从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方向转变。以每万人拥有床位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促进了全国及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采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基于统计角度的GDP产业结构贡献度测算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分析了1994—2003年10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差异明显,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差异较大,各地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一。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降低是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之一,而结构调整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因素是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投资政策,人均GDP、年均GDP则与其不相关或弱相关。     

旅游业驱动下张家界经济高增长运行特征及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张家界1989—2009年旅游业和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利用旅游收入和GDP两个基础指标,引入旅游服务密度指标,结合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分析张家界旅游业和国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响应性及时间同步性。结果发现：①张家界国民经济增长运行中表现出震荡发展、稳步发展和调整发展三个明显的阶段;②旅游业发展在空间上体现收敛特征,国民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与旅游业发展具有较好的响应性和差异性;③旅游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时间同步性;④作为旅游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区域间差异呈现缩小趋势。     

On the relevance of exports for regional output growth in China

Despite hig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China is still vulnerable to shocks arising from industrial states. The advanced economies strongly influence Chinese export performance, with subsequent effects on output growth. Using a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o which extent regional GDP growth in China is export driven. In a panel of 28 Chinese provinces, series are splitted into common and idiosyncratic components, the latter being stationary. The results indicate co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ommon components of GDP, the capital stock and exports. In equilibrium, exports increase GDP by more than their impact expected from the national accounts. While exports and capital are weakly exogenous, GDP responds to deviations from the long run. A similar adjustment pattern can be detected for most regions, except for some province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Structural chang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flows of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FDI-to-GDP ratios in a sample of 62 countries over a 30 year time span. Using several endogenous structural break procedures (allowing for one and two break points), we find that: (1)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series have structural breaks in the last 15 years, (2) post-break FDI and FDI/GDP ratios are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pre-break values, and (3) most breaks seem to be related to glob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conomic growth, or political instability.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data analyses accounting for and/o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simultaneity, nonstationarity, heterogeneity and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 show that FDI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GDP per capita, but positively related to some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trade openness, GDP, and GDP growth. Most notably, the European Union is the only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unit found to consistently hav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FDI.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地方政府竞争、投资冲动和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利用国民收入核算公式,采用HP滤波分析方法,得到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各变量增长率的波动项,并依此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然后利用各变量在1990-2004年间的分省数据,分析了各省GDP增长率波动的原因。结论表明,在我国的大多数省,投资增长率的波动是引起GDP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因素。为剔除地域差异的影响,做了分区域的实证分析,其结果依然显示投资波动是各省GDP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竞争是导致各省投资冲动、进而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     

不同发展水平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我国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随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调控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信贷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它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就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各地区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依经济发展水平和东中西部地理位置差异近似呈"倒U型"关系.     

中国电力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采用1978—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基于"三区制"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研究了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转变过程,识别和划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力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阶段,并分析了两者在不同阶段的协同性。结果表明:电力周期和经济周期均具有低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三个区制转移特征;电力消费在低速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的波动性明显高于GDP,而在稳定增长期的波动性则显著小于GDP;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电力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静态协同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者处于非协同期;之后,两者处于显著的跨区制动态协同期,且处于协同期的电力周期与经济周期在时间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