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公共支出结构问题研究——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一致认为腐败会促使财政支出规模膨胀,导致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本文采用我国东、中、西部12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腐败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实证研究发现,腐败显著提高了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但其对经济建设支出相对规模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     

税收负担、公共支出水平、地区品质与FDI定位——根据省级政府FDI流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1987-2009年中国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讨论了影响FDI定位的税收因素、公共支出因素和代表地区特征的其他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竞争有利于FDI流入,并且公共支出因素在分税制之后表现得更明显。对此,本文建议各个地区应重视财政税收政策的运用,应针对自身的情况优化支出结构增加FDI流入。欠发达地区应通过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发挥已有税收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分税制下地区经济结构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行为分析——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分税制后,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急剧膨胀,预算外收入的膨胀是对地区经济实施攫取的行为,但由于各地经济结构和预算内支出压力不同,地方政府的攫取行为也会呈现区域性差异。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膨胀量化为攫取之手指数,并运用1995年—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讨影响地方预算外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攫取程度越小,预算内支出压力越大,攫取行为越强。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治理研究——基于政府债务支出的视角

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2008年中央政府出台的"四万亿"经济计划,在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增加的同时,扩大了地方债务赤字规模,形成了潜在的债务风险,解决地方债务膨胀具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影响及形成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关键在改变当前支出方向、转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控制,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及其方式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支付形式复杂多样。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不仅较大程度地调整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重新定义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之间的边界,扩张了公共部门,并在决定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本文建立了探讨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扩张之间关系的一般模型框架,并通过分析中国的财政实践对相关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从总体看,财政转移支付会引起地方政府支出的扩张;较之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呈负向关系,说明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程度小于专项转移支付;同时,相对于地方自有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加刺激地方政府扩大支出;另外,出于吸引外来投资的压力,地方的开放程度愈高,公共支出规模愈大。     

分权激励、互补性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在财政支出分权的激励机制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基建支出、教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互补性竞争行为,导致地方政府购买性支出膨胀,进而使得地方、中央和社会的财政目标发生三元分离.为此,中央政府应适当上收支出权利,科学核定转移支付规模,控制地方政府在购买性支出领域的恶性竞争,引导地方政府在转移性支出领域开展良性竞争,通过晋升机制和预算体制的配套改革,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行为特性与激励机制——基于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财政分权体制的建立,促使我国地方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展开竞争,而集权性政治体制又使地方政府竞争问题更加复杂。本文利用我国23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行为的特性及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隶属于同一省份的城市在支出规模、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上皆存在显著的互补性策略互动,而隶属于不同省份的城市在各项财政支出上的策略互动相对较弱。此外,省级政府在支出规模和经济性支出上对辖区内市级政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在社会性支出项目上则未能起到强有力的带动作用。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政绩考核及官员任免制度带来的政治激励在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形成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个体化社会、公共风险与财政支出结构演进研究——兼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由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从财政支出纵向配置来看,分税制改革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经过中央财政收支的再分配,省级政府财力略有结余;财政支出横向配置方面,地区间财力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财政支出项目配置上,经济建设支出不断下降,社会文教支出不断上升,但是社会文教支出缺口还是不断扩大;从财政支出项目横向配置的地区特征看,四个区域经济支出与科教文卫支出是支出的主要项目,但是发达地区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比其他地区高,而科教文卫支出比例偏低.在个体化社会时代,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向应该是努力降低公众面临的公共风险.     

政府补贴真的能解决研发外部性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微观证据

西方文献普遍认为R&D的"市场失灵"是政府研发公共支出存在的理由。为研究政府补贴能否解决研发外部性问题,选取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发密集型行业中的微观企业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政府补贴对企业R&D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且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政府补贴对不同行业企业R&D支出的挤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公共支出并未达到预期的激励作用。     

中国地方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绩效研究

文章从学生学习条件、个人收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2011年全国31个省份的职业教育支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1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支出效率总体不高,存在着较显著的地区差异,有较大提升空间。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服务的支出已超过最优规模。文章最后提出了提高职业教育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基于PANELDATA模型的省级教育支出分析

本文基于PanelData模型，对1997—2006年省级教育支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支出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教育支出具有正向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在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职责的基础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并着力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实现社会公平。     

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省内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 "双重援助依赖"的地方财政制度显著扩张了地方政府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横财效应"机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严重"粘蝇纸效应".因此,想要约束政府规模的膨胀,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制度安排消除省内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格局,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运营效率.     

我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四个相关模型研究

本文选择了西方公共预算理论中的四种支出模型,即渐进模型、行动——反应模型、财政资源模型和支持者模型,以中国省级政府1995至2004年十年间的相关财政支出数据来加以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四个支出模型对中国各省相关支出的解释力存在着差异,比较而言,渐进模型、行动——反应模型的解释力最强,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省级财政支出中存在渐进主义和竞争的特点,前者是“以史为鉴”,后者则是“知己知彼”,他们都表达了预算过程中有限理性的支出决策者的简单智慧。     

经济增长压力会阻碍科技自立自强吗？——基于技术创新模式转型视角的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模式转型视角研究了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对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机制。基于2003—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压力阻碍了地区工业技术创新模式转型,因而经济增长压力不利于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基于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样本、更换核心变量和采用不同估计方法,研究结论均没有实质性变化;此外,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阻碍作用更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压力会通过政府降低财政科技支出和对信贷市场的干预进而阻碍地区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研究加深了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行为及其后果的理解,能够为加快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提供路径支持。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探讨——基于中国样本

对于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两者的因果关系,经济理论并不能给出一致的答案.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的这一问题,并使用了一些新的检验手段.经验结果显示:中国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政府公共支出既不是国民经济内生决定的,也不对国民经济起引导作用.在中国,强势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现象可能是上述现象的原因.     

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政府履行其公共职能的重要手段，公共支出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研究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合理界定政府规模，合理安排公共支出的内部结构以及加强对公共支出的监管是降低公共支出成本、提高公共支出收益的重要保证。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吗——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考察了2010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膨胀的“U”型关联,政府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和负向调节作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与数字化协同大幅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2)我国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存在三个明显的门限值,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扩大政府规模的上升区间,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数字经济有效缩小地方政府规模的下降区间;(3)我国省际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想要持续推进高效精简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除有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之外,还需与分权改革、高水平开放及城镇化进程相适配。     

中国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

利维坦模型是分析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关系的理论起点,但现实财政分权实践与该理论中的分权假设有很大差异。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力来源,这极大地削弱了财政分权的效应,容易造成政府间的"串谋"、"公共池"不良竞争、财政幻觉和财政依赖等问题,这些都是造成政府规模膨胀的重要因素。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结果都不支持利维坦模型。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省级教育支出分析

基于Panel Data模型,文章对1997-2006年省级教育支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支出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教育支出具有正向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在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职责的基础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并着力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实现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