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人力资本匹配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拓展M-O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和匹配质量对企业加成率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城市人力资本发展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低质量耦合锁定趋势;“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度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系统协调度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中间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耦合度产生的加成率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渠道”,而协调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随着城市人力资本匹配质量提高,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协调投入会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匹配与行业技能密集度相协调、与行业技术水平相匹配、与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相结合、与企业自主升级行为区间互补,能让企业破除人力资本低质量耦合锁定而提高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发挥人力资本质量外溢和技术进步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人口集聚纳入扩展的M-O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集聚视角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动态变化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集聚会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下降。(2)分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更大。(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口集聚会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和"出口拥堵效应"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当"出口拥堵效应"大于"集聚经济效应"会产生负向加成率效应。(4)在城市—行业层面,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降低行业加成率,其中负向"企业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是导致出口市场拥堵和出口企业绩效恶化的主要原因。(5)"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分位数回归、替代变量回归等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对当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外贸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投入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探究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量”与“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大小差异、数字要素投入来源差异及制造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效应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要素的投入质量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服务业对外开放、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通过将服务要素和汇率波动引入拓展的MO理论模型,并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研究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但人民币升值减弱了服务业开放的正面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垄断企业、加工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但随着人民币升值该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促进出口企业加成率,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效应抑制出口企业加成率;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升值均显著降低了加成率离散程度,优化了资源配置;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提升了行业加成率。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要素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僵尸化

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探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资本要素市场化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僵尸化的发生概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化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加企业资产收益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减少企业政府补贴渠道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僵尸化风险。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资本要素市场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僵尸化的抑制作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相比于国有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提高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可以更加明显地降低民营企业僵尸化的发生概率。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进口竞争能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吗

在中国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存在着产能过剩与产能短缺并存的特殊情况,所以进口竞争能否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了进口竞争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竞争的增强有利于抑制僵尸企业形成,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进口竞争更有利于抑制国有控股混改企业和无主导资本混改企业的僵尸化;进口竞争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缩短技术距离的渠道,在增加行业平均收益的同时,为当前较差但有潜力的企业保留生存发展空间,从而抑制僵尸企业形成;僵尸企业的传染效应和城市级别会阻碍进口竞争的积极作用,但数字投入可以扩大进口竞争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对于更好地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例,探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RTPU)下降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PU下降会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在多产品企业内部,RTPU下降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更大。作用机制体现在,RTPU下降存在不完全的成本传递效应以及产品整体质量提升效应,进而提升产品的成本加成率;RTPU下降后,企业通过缩减产品组合,生产高质量核心产品的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其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率。此外,本文还发现RTPU下降仅对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具有提升效应。本文的结论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提供了新的依据。     

“营改增”减税效应能否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交通运输业的证据

文章以2011—2016年我国沪深A股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及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样本企业财务绩效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营改增”减税效应对企业的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均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即“营改增”减税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2)“营改增”减税效应对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营业收入增长率影响虽然不显著,但表现为正向影响,说明“营改增”减税效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发展能力;(3)“营改增”减税效应对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均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即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能力;(4)“营改增”减税效应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资产报酬率影响虽不显著,但表现为正向影响,说明“营改增”减税效应同样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融资约束、产品排序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探究了融资约束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及其差异化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并且对核心产品加成率的抑制效应显著大于非核心产品;考虑内生性问题、改变关键变量度量、剔除加成率极端值和改变产品范围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通过生产率和质量升级抑制效应降低了企业产品加成率;但由于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核心产品策略,且融资约束抑制核心产品质量升级的强度大于非核心产品,引致融资约束对核心和非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以及多产品出口企业面临不同融资环境时如何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扩展的M-O模型,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行业、非国有企业、退出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