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层级结构调整如何影响了纵向税收竞争关系?——来自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协调好上下级政府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大国财政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一次财政层级结构扁平化的尝试,省直管县改革取消地市级财政参与县级税收分成的制度安排能够阻断税收任务的层层加码。由于分批逐步进行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的模式使得财政层级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准自然实验”特征,本文利用1628个县的面板数据模型识别财政层级设置对纵向税收竞争关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强化了县级财政与地市级财政间的纵向税收竞争关系,但弱化了县级财政与省级财政间的纵向税收竞争关系。分省直管县改革模式和分区域估计的结果表明,上述效果主要体现在全面直管型地区和东部地区。在进一步对省直管县改革影响纵向税收竞争的机制分析中,本文发现省直管县改革能通过税收收入分配机制和转移支付机制对纵向税收竞争产生影响。     

财政“省直管县”能够约束基层公职人员在职消费吗

地方政府公职人员在职消费过快增长一直是困扰政府治理的一个难题,而政府治理结构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会改变县级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一方面,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后县级政府收入分成的提高会加强县级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另一方面,在财政关系上减少一级政府会影响上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财政监督和管理.这种激励和约束的改变能否有效抑制基层公职人员的在职消费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本文使用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对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基层公职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使得县域人均行政管理费显著降低了约5％,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显著降低了约0.583％.     

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

我国正在进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未实质触及政府间税权尤其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这一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存在行政和财政体制改革不同步的体制性障碍。推进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应审视、锚定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目标取向,通过政府间关系制度重构和创新,破解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体制。     

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省内财政分权?——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以省级政府内各级政府间财政分权为研究对象,利用省、地市、县级连续财政数据,结合转移支付制度影响省内财政分权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县级财政收入占比、地区GDP、预算内教育和卫生支出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都促进了省内财力下移,形成有利于财力下移的财政分权;而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其特定的目的性和配资要求不利于省内财力下移.为促进包括全国县级政府财力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需要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并匹配相应的转移支付,而且需要省级政府内部进行合理有效分权和匹配相应的转移支付,着重发挥省级政府利用转移支付在"承上启下"过程中促进合理的财政分权和财力下移的主导作用,以此发挥转移支付在省级政府内部向下的财政分权作用.     

基层财政分权测度与增长效应重估

本文对基层财政分权的研究,首先从测度指标上进行了改进。通过创新和全面设计七项分权指标,实证分析了不同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估计了"省直管县"财政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本文的研究支持了制度内收支分权和自主权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从全口径角度测量的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不佳。因此,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和自主权、加强对县级政府非预算融资的约束、将"省直管县"纳入财力与事权匹配的新型财税体制的改革已是当务之急。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从财政的省直管县到重建政府间财政关系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财政的省直管县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但不能期望仅此改革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公共服务的基本状况。省直管县改革需要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区划的调整。政府转型构成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持续动力。重构政府间财政关系,重建分税制财政体制亦需摆上议事日程。     

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要以减少财政层级为突破口,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收支范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理顺上下级财政关系,建立起规范的地方二级财政体制,以此来带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虚化市级政府,从制度上保障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政策着力点

财政改革向着省以下财政体制和基层财政领域逐步延伸,是我国财政发展的自然逻辑。在这一进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优化地方财政体制所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政策着力点。在剖析我国近年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措施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从各地间差异较大的财政省管县实施办法中提炼出“优势特色”,以县级财政为重点整合地方财政级次,构建与县级基层政府责任相匹配的基本财力长效保障机制,同时不削弱市级和乡镇财政的特有功能,建立辖区内和跨辖区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提高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整体运行效率。     

我国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处于我国财政体制基层的县级财政,由于财力薄弱,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大。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与否、合理与否、科学与否,对县级财政制度的建设影响巨大。本文指出上级财政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     

山西省县域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探究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分税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运行10余年,也是领域内专家学者们研究讨论的热点,本文探究2006-2008年间山西各县及县级市财政转移支付构成类别及各自发展状况,并选取20个县及县级市样本数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变异系数指标,从实证角度探究了山西省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县级人均财力均等化效果,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效果的建议,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基层政府财力均等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国财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建设的再认识

40年的改革进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仅有效发挥了以"政"领"财",为实现国家改革战略提供根本保障的基础作用,而且积极履行因"财"施"政",根据改革需求优化财政结构,提升财政效率,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在总结40年财政改革实践的经验、逻辑和特征的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本质、功能和规律进行深化认识和理论归纳,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规律的基本认识,明确新时代我国财政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的基本方向,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通过对40年中国财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建设的思考,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破解养老金支付困境:中央调剂制度的效应分析

中央调剂制度是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对缓解部分省份养老金支付危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建立精算模型,测算了中央调剂基金的财务状况,并仿真模拟中央调剂制度对各省(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财政补贴的影响。结果显示:(1)未实施中央调剂制度时,中部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首次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早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实行中央调剂制度后全国有19个省(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首次出现累计赤字的规模下降,四川、辽宁首次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后移;(3)提高中央调剂金上解比例有利于增强中央调剂制度的调剂效果;(4)中央调剂制度的调剂效果受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力度的正向影响;(5)现行中央调剂制度上解、拨付办法下,提高遵缴率会增加高退职比地区的基金收入。中央调剂制度虽有利于提高西部及低市场化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但实际调剂效果受退休年龄、遵缴率、工资水平等因素影响。加大调剂力度应综合考虑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现状、兼顾公平与效率。     

分权程度省际差异、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

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本文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收集并整理286个地级市层面201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分析财政分权程度省际差异下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上下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基本协调、匹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但当地方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权责错配时,财政压力的增加则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因此,在确保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基本协调和一一对应的基础上,省级政府应逐级下放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至县级政府,或者上收部分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来维持省级与县级政府在承担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的主体地位。     

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基于转移支付依赖的门槛效应分析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本文实证考察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间纵向财政分配体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总体上未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而转移支付依赖度超过某个阈值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反而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在专项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这意味着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应合理控制转移支付规模,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城投债为何持续增长:基于新口径的实证分析

包括城投债在内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长,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作者利用一套新口径(2006—2015年)的城投债基础数据库,克服Wind整理的城投债数据存在的诸多缺陷,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地级市财经变量及主要官员信息等,实证分析地方财政压力、官员晋升压力和城市发展压力对城投债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压力并非导致城投债扩张的主要原因;(2)受晋升压力影响,市委书记处于特定年龄段(55~58岁)的地级市更倾向于发行城投债并扩大城投债规模;(3)在承受较大发展压力(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赶超压力)的地级市,晋升压力对城投债规模的刺激效应更为突出。而且,晋升压力和发展压力对城投债扩张的影响在主动负债和被动负债、债券资金用途、债券期限、政府担保、发行地是否属于城市群等方面呈现明显的异质性。上述研究发现为深刻认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合理制定相关政策,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与城镇家庭储蓄率变动

具体内容不明的待实施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实际的经济影响,事前预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延迟退休政策宣告这一外生冲击,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延迟退休政策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首次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宣告显著地降低了城镇家庭的储蓄率,主要影响途径为家庭的可预期收入增加。平均而言,家庭中每多一个尚未退休的劳动力,其储蓄率大约降低5%;可供工作的时间每多一年,储蓄率大约降低0.2%。该宣告效应在不同家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关注社会经济新闻和临近退休的家庭对此更加敏感,而储蓄率较高、流动性约束宽松的家庭相对不易于降低其储蓄率。延迟退休能够有效释放城镇居民储蓄,但必须对潜在受影响人群加以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且应较有弹性地实施。在确认宣告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应该尽快披露后续安排,稳定居民预期。     

贸易便利化能否通过贸易创造促进省际贸易——来自中国贸易便利化调研的证据

本文使用能够由企业判断反馈的、具有省域区分度的变量,通过问卷调查测度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开埠通商历史作为工具变量,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视角,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各省份国际贸易和省际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在控制关税等因素的情况下,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大幅提升我国各省份的对外贸易;不同地区贸易便利化作用的差异也揭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效果;虽然贸易便利化会带来贸易转移效应,短期抑制省际贸易,但是它能够通过国际贸易促进省际贸易,从而提高国内经济相互融合的水平。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操纵的经济学分析

在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的中国,企业研发参与以及研发强度为何会呈现不降反升的异象?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异质性企业创新模型,以及 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这一异象。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并没有减少企业的研发参与,反而扭曲激励了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上述异象的根源在于部分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为达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研发强度门槛以获取相应的资源,而策略性地操纵其研发强度。进一步地,企业生产率水平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缓解上述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研发操纵行为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与利润水平。本文认为,制度迎合是对融资约束严重与高研发强度并存这一异象的经济学解释。因此,只有修改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认定门槛,并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地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式选择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据此,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Markov-Switch方法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体制估计识别并进行数值模拟,以系统考察不同政策搭配下的经济波动性,最后借以探讨保障经济行稳致远的最优政策组合。经验估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遵循以主动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组合为主的宏观调控范式。进一步的数值模拟发现,充分考虑物价稳定的主动型货币政策和充分考虑债务稳定的被动型财政政策组合更易消化外生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而主动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组合熨平经济周期的效果最差。为此,本文认为未来政府宏观调控应从以主动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为主的协调配合范式逐步转向以主动型货币政策和被动型财政政策为主的协调配合范式,以全面提升宏观调控效率,并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