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企业“脱实向虚”了吗?

本文从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来剖释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因素,并利用2007-2018年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脱实向虚"产生了驱动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实体企业增加了金融资产持有规模,金融渠道盈利比重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效应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和内部盈利压力更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研发投入有助于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基于企业实业业绩和实业投资两个角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引发的实业业绩下滑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中介渠道。结论表明,要重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效应,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并从效率层面提高实业投资的长期回报。     

“低端锁定”还是“挤出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GVCs就业、工资方面的证据

"低端锁定"是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nas,GVCs)后面临的主要困境。近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与更多新兴经济体的低端嵌入,又展现出GVCs的"挤出效应"。若"挤出效应"取代"低端锁定"成为主要风险,中国制造业存在与GVCs脱钩的可能。本文基于WIOD数据和KPWW方法,选取就业和工资的角度,从高端环节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低端环节的工资成本优势分析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所在。实证结果显示:低技术劳动力仍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中高端人才规模扩张、质量改善,"低端锁定"尚未彻底解决;低技术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在相应环节出现"挤出效应"。本文提出短期发挥人口红利余热,中期成为区域价值链的技术制高点,长期重视人才培养的建议,以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双环流枢纽"、"夹心层中心"的分工地位调整。     

旅游能打破资源诅咒吗?——基于中国31个省(市、区)的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计量分析法从省域空间层次对中国旅游业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检验并剖析了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业对于目的地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反馈效应.一方面,旅游业的繁荣会提升目的地价格水平,并通过资本转移“挤出”制造业投资抑制经济增长,带来“荷兰病效应”;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也可促进目的地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并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受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的影响,旅游业的正反馈作用并未得以发挥出来,使得旅游业发展对于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增长作用表现为“诅咒”而不是“福音”.克服旅游业发展的“去工业化”效应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在旅游业繁荣之时,有意识地将发展旅游所积累的财富用于培育竞争性工业.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和影响

一、我国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上升期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突出表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和社会保险费用增加等方面，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相对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     

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吗?——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劳动需求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构建两部门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和对就业替代效应的影响机制,考察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和产品替代弹性对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利用我国28个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上,对制造业就业非线性影响。理论模型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其对制造业就业的替代将促进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当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较大突破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有巨大提升时,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效应会大于技术替代效应,劳动力回流入制造业。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但其生产率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作用。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不足0. 0282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减少制造业就业占比0. 124%;反之,当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门限值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增加制造业就业占比0. 179%。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挤出效应会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反转,促进制造业劳动力回流的机理。     

金融业扩张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北大核心CSSCI

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的出口活动及出口优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效应,是迫切需要得到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利用2005年之后中国出台的一系列金融管制放松政策信息的基础上,构建了有效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金融业扩张与中国各省份地区出口活动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由此揭示了中国背景下金融业扩张对地区出口扩张具有的非线性影响作用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出口活动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来源于金融业扩张对各地区相对成本优势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其机制是,金融业扩张对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产生了突出的挤出效应,对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U型”关系影响效应,二者的叠加效应构成了金融业扩张对中国各省份地区相对成本优势的“倒U型”关系影响效应。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金融“脱实入虚”以及金融业过度扩张现象,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和渠道机制,提供了依据。     

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1990²011这22年间中国制造业的RCA指数、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及FDI的变化进行的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逐年提高,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也很快,而吸引的FDI虽较多,但是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对中国劳动力成本及FDI建立了ARMA模型预测、对劳动生产率建立BP滤波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将不可避免,而我国吸引的FDI将在20132011这22年间中国制造业的RCA指数、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及FDI的变化进行的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逐年提高,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也很快,而吸引的FDI虽较多,但是近年来的增长率放缓。对中国劳动力成本及FDI建立了ARMA模型预测、对劳动生产率建立BP滤波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将不可避免,而我国吸引的FDI将在2013²018年逐步趋稳,增长率很低甚至出现负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将在长期内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然后用影响因素制造业RCA指数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劳动生产率和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不能再继续依靠招商引资的方式提高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只有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才是保持和提高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最佳途径。     

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互动: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对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了两种负面影响:一是降低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二是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由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没有构建起吸纳劳动力,特别是传统劳动力就业的机制,一遇外部冲击便会倒逼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使重化工业战略更加得到强化。因此,应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影响了零售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 ——基于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实证

本文采用门限面板计量模型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零售业发展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零售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是显著存在的,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其人口红利效应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一,劳动力成本规模的上升对人口红利效应存在门限效应,成本规模适度增加会增强人口红利效应,但一旦突破门限值后则会转变为削弱效应....     

浅谈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东南沿海的“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容小视，广大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必会削弱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的契机。本人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我国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会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劳动力成本仍然偏低，我国劳动力工资上涨仍有一定的空间，这为我国经济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的升级与改造。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早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国外报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会降低国际竞争力，也有国内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使中国失去低成本竞争优势，大幅度减少就业岗位。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将绝对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化为相对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     

中国成全球机器人最大买家，国产不足1／1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然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持续消失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超日本成全球机器人最大买家，国产不足1／10。     

劳动力成本、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括家庭、厂商、政府三部门的DSGE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模拟。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工资黏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造成我国产出下降,经济增长放缓。通过货币政策模拟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是在持续期限上较长,价格型货币政策持续期较短;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强度上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政策效果更为显著。     

迁徙的工厂

资金缺乏、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重重压力之下,中国制造业面艰难取舍。一方面是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进行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出口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出现总量"去制造业",总体上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业",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还能保持多久？

阅读：据《北京现代商报》报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华如兴不久前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将在5～8年之后消失。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增加，有专家分析，这是由于中国的GDP一直保持在7％-8％之间，工资相应增长是正常的。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包明华认为，我国经济过热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而工业劳动力成本是与农业生产收入相联系的，过去，大量农村富余的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由于我国的这种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使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中，能保持较长时间的低成本优势，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进口贸易、R&D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变动的影响及影响的部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进口贸易对国内制造业的R&D溢出效应后,中国制造业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就业,相反,进口贸易通过R&D溢出增加了整个制造部门的就业。由于技术进步的两面性和各部门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由于R&D投资回收期长、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弱,国内R&D投资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趋势效应、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就业变动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     

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奥巴马政府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提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重点是发展实体经济.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企业回迁”战略,以恢复美国制造业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会对中关贸易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对美国“再工业化”政策进行指数化,然后建立回归模型分析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对中美贸易影响.结论为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在短期内阻碍中美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但长期会阻碍中关贸易的健康发展.     

要素相对价格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分析——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结合新结构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从企业和劳动力的角度分析要素相对价格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利用1997—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就可流动要素价格(工资)和不可流动要素价格(房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房价与第二产业就业和产出呈倒U型关系,与第三产业就业和产出则显著正相关,即过高的房价会对第二产业造成挤出效应,抑制其就业和产出,相对工资同二三产业就业和产出则呈线性关系,房价和工资的共同作用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特征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的工资及住房政策。     

我国劳动力价格、成本优势的变化与应对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劳动力价格整体水平快速上涨、不同区域和行业间劳动力价格不平衡、不同群体间劳动力价格上涨速度不一、教育培训费与社会保险费所占比重严重偏低等变化趋势,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日益缩小.导致劳动力价格变化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缩小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以及劳动者生产、生活成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必然趋势,应持续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就业质量,持续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