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生产环节高度碎片化的新型生产网络中,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否受到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影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借鉴Antràs et al.(2012)行业上游度计算方法,测算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确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从企业融资能力、行业融资需求和地区金融发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影响了出口企业的分工方式,限制了企业利用国内资源延长国内生产链条的努力;在企业整体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融资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企业分工地位的提高;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国内生产环节的制约主要体现在长期资金方面,即通过限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进而使用进口中间品代替国内生产产品。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与企业加成率: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开放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保持稳定发展,对于进一步实现对外开放新格局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企业搜寻密度模型,并利用2001—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首次考察了进口中间品来源地数目和来源地集中度变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与效果。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来源地数目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负向显著,而进口来源地集中度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正向显著。分样本回归结果还发现,在基本结论和总样本无显著差异的同时,不同控股类型、出口行为、贸易方式、进口来源地特征的企业,其中间品进口来源地结构与企业加成率的关系存在程度上的明显不同。因此要维持企业稳定发展,需要鼓励企业进口来源地集中化,这有利于企业加成率的提高。     

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该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用了1978年～2003年四川省GDP和进出口贸易的数据对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该省经济增长影响做了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分析了四川省的GDP逐年增长额和进口,出口,净出口,进出口的相关系数,接着本文用GDP逐年增长数据及GDP对进口,出口,净出口和进出口做简单线性回归,经过协整检验证明只有净出口(NX)和GDP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最后本文根据误差纠正模型对四川省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做出经济评价及建议。     

交通运输业在产业链上位置测度及动态演变

运用产业上游度测度模型,测度了中国交通运输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并分析了其动态演变,以此来认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交通运输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上游度明显地高于其在国内产业链上的上游度;相对于国内产业链中的位置,交通运输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较高,其生产者服务业特性更加明显;从国内产业链到全球产业链,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国外产业上游度平均值要明显地高于邮政业;净出口对交通运输业国外上游度影响较大,其净出口变化方向与其国外上游度变化方向相同;交通运输业国内产业上游度和其全球产业上游度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出口跨越了“低加成率陷阱”吗

本文以出口企业"低加成率陷阱"为切入点,运用间接可加性效用函数探究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决定方程。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最新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全样本出口企业加成率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但是在2011—2013年总体上出口企业加成率已经超过非出口企业;企业生产率、出口目的地人均GDP、双边实际直接汇率和出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正向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而出口平均关税率存在明显负向作用;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目的地收入效应较小。本文首次证实中国出口企业已经跨越了"低加成率陷阱",并提供了提升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中国加总贸易成本的测算及对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影响

在测度中国与86个贸易伙伴2000-2013年双边贸易成本和加总贸易成本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中国垂直分工的实际,实证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对ISIC两位数分类制造业17个子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影响,并做三种稳健性检验以消除内生性偏离.结果表明:加总贸易成本呈现下降态势,但仍高出10年前发达国家的1/3,对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不降反升;加总贸易成本是我国制造业产品“全球”和“局部”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决定因素,对贸易成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这种影响出口的效应越大.因此,应考虑贸易成本密集度及“国内附加值率”的产品结构,降低贸易成本以促进国内附加值率高的产品的出口,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实质转变.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中国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在准确测度企业成本加成的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反倾销保护显著提高了企业成本加成。这一结论在改变指标测算方法、替换样本和引入动态模型后保持高度稳健。反倾销保护对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随着出口强度的上升而减弱;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没有通过成本渠道影响成本加成,反竞争效应是成本加成上升的主要原因。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1980-2010年GDP和进出口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和经济运行的轨迹进行分析,测算了外贸依存度、贡献率和拉动度三个指标。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出口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出口每增长1%,中国GDP将增长约0.714%;同时,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也是正相关的关系,弹性为0.0286,进口每增长1%,中国GDP将增长约0.0286%。因此,可以看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基于价值链延伸的视角

本文将空间集聚因素纳入Melitz(2003)、Kee和Tang(2016)的模型,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后发现：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对混合贸易企业不显著;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由此延伸国内价值链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本研究证实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对内产业集聚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延伸国内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如何影响——国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文章首先在"成本发现"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嵌入位置对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计算得到全球37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部门在2000-2011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同时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和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分别从投入、产出两个纬度构造了样本国家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测度指标。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支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即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分工地位的攀升有助于提升该国的技术吸收再创新效率进而促进其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思考如何通过提升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这一方式来促进一国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对步入经济新常态后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这一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如何影响——国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首先在"成本发现"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嵌入位置对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计算得到全球37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部门在2000-2011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同时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和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分别从投入、产出两个纬度构造了样本国家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测度指标。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支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即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分工地位的攀升有助于提升该国的技术吸收再创新效率进而促进其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思考如何通过提升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这一方式来促进一国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对步入经济新常态后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这一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节能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借助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了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污染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等，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显著降低了能源强度。本文还使用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强化了因果识别，结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技术溢出、弥补国内中间品供给缺口、提供商业信贷等机制，影响了能源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主要影响了深度嵌入国际供应链、位于能源资源匮乏地区和低耗能行业企业的能源强度。拓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还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和企业能耗总量，并产生经济效益。本文为依托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了微观依据，呼应了国家实施进口扩大战略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