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战略的实施与进口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进口贸易发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弱势产业保护"阶段,而进入到"安全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的实施要求对能源和资源类产品进口实行多元化,加强进口的协调和管理;高技术行业中,在积极扩大进口,改善国际高技术产品贸易环境基础上,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放松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限制,实现这两类产品自由贸易;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促使低端产业的国际转移,逐步形成海外加工贸易体系,并扩大这类低端产品的进口,改变中国庞大的外向型加工贸易所形成的贸易不平衡规模.     

中国的进口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以"出口创汇和技术引进"为基础的贸易战略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贸易形势,而"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等贸易战略更多的是一种出口战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进口战略呢?以"安全"、"发展"为目标的进口战略可能是中国目前的最好选择.为了实现安全和发展这两个战略目标,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可以采取"抓住两头、放开中间、促进平衡"的进口政策.     

中国的进口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以"出口创汇和技术引进"为基础的贸易战略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前和未来的贸易形势,而"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等贸易战略更多的是一种出口战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进口战略呢?以"安全"、"发展"为目标的进口战略可能是中国目前的最好选择.为了实现安全和发展这两个战略目标,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可以采取"抓住两头、放开中间、促进平衡"的进口政策.     

对我国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分析——中日、中美、中韩的国别比较分析

近年来,我国电子类产品的进出口数值都很大,且出口值大于进口值。电子类产品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此类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本文对1990年至2003年中日、中美、中韩之间电子类产品(SITC#76类)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出相应的GL指数和TSC系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该类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和竞争力水平。分析的结果是,我国与三国之间电子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由加工贸易带动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并且我国在该类产品上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产业内贸易形态的跨国比较

利用四分位贸易数据,从产业内贸易形态跨国比较的视角,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研究。结论发现:中国贸易50%以上为低品质垂直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50%以下为低品质垂直产业内贸易;随着产品技术含量升级,中国低品质垂直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高技术产品达92.6%;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水平产业内贸易为主,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以低品质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因此,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低下,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尤为低下。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成为当务之急。     

中日电气及电子类产品内贸易指数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下,产品内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中日贸易中电气及电子类产品内贸易占主导,并日趋活跃.运用产品内贸易指数、竞争力指数等指数对中日电气及电子类产品内贸易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两国产品内贸易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中国零部件的竞争力水平不高,局限于组装优势,仍处于生产价值链低端.因此,中国如何利用国际产品内分工,发挥自身优势,延伸价值增值链,促进中日电气及电子类产品贸易结构升级,乃是当务之急.     

进口竞争能否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

加入WTO后,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的进口贸易自由化。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出要"激发进口潜力、主动扩大进口",这将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一系列影响。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在整合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CEPII-BACI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造行业进口渗透率指标,系统分析和检验了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抑制了其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对于一般贸易企业,进口竞争虽然促进了其创新投入,但并未获得规模效益,表现为创新效率的下降。另外,对于高生产率企业和国际化企业,进口竞争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进口竞争对其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相对更大。文章结果还显示,要素市场扭曲会强化进口竞争对创新效率的负向作用。文章的结论对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进口结构与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使得进口大幅提升,本文采用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以及市场多元化方法分析了进口产品的结构.2001-2006年,我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进口构成主要还是来自老市场的老产品,并且中间品所占比重和增幅大干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趋势还在扩大,这表明我国进口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在双边贸易框架下研究各类产品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文章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发展潜力.结果显示,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多边阻力提高均能有效促进双边进口,产品内分工也有利于中间品进口增长,而中国从多数贸易伙伴进口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见,我国不仅要进一步扩大进口数量,还要丰富进口产品的种类,这样才有利于进口结构的调整.     

扩大云南陆路口岸翡翠原石进口的竞争策略研究

云南是中国翡翠原石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描述了云南当前翡翠原石进口和产业发展状况,基于SWOT法分析了当前扩大云南陆路口岸翡翠原石进口的内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竞争策略研究,从对缅关系、贸易政策和产业扶持三个层面提出如何扩大云南陆路口岸翡翠原石进口的建议.     

积极应对中美高技术产业的激烈竞争

当前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采取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全面出击,重点突破"。全面出击是指美国利用"双反"、301条款、337条款等调查手段对中国的所有高技术产品尤其是战略性新兴技术及产品进行结构性打压。重点突破是指美国在全面出击的基础上,选择重点行业或领域进行突破。在实施过程中,美国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措施:对中国具备优势的产业或产品,美国利用设置贸易壁垒、市场准入、"双反"调查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手段进行结构性打压,降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对创新政策,美国利用国际规则来挑战中国创新政策,并迫使中国改变或至少调整政策内容;对前沿和基础的技术,美国主动布局,加大投入,力争保持并扩大对中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成长性进出口

自从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出口连续保持15％-30％的增长速度。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外贸面临的矛盾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的外贸能否持续增长,其速度和效益比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进口种类抑或增加进口数量?——基于中国产品层面进口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数据,遵循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运用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进口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但知识产权对中国进口积极作用则是沿着扩展边际而实现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扩张和市场势力效应分别作用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前者占据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一个单位,扩展边际增加约36%,集约边际约减少5%。     

进口固体废物鉴别研究--以进口含锌货物为例

固体废物概念具有社会属性，一个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政策、产生来源、工艺、用途、价值等，因而，废物鉴别比较复杂，对于固体废物管理非常重要。近年来，从国外进口废物原料的数量越来越多，有的货物不经过专门鉴别很难判定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在海关监管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鉴剐。结合进口舍辞货物的实例，对固体废物属性进行研究，为进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中间品进口与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利用开放条件下两国两部门模型,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的增加能够通过技术和价格两种渠道提升高生产率部门的相对产出,进而带来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说,中间品进口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动,但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促进中间品进口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转型的意义更为重大;同时,从生产工序角度看,来自于下游的中间品进口能够更有效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也间接证明了技术渠道是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转型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文章结果表明: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现阶段应积极有效地增加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大进口来源国范围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同时,为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增强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尤为关键。     

Fringe Benefits and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While many studies have quantified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on U.S. wages, to my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also estimate the effect on fringe benefit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inge benefits are now more than 30% of compensation. I first argue that if trade affects the share of benefits in compensation, focusing on wages and ignoring fringe benefits may give us misleading estimates of the effect of trade on workers' total compensation.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1979, I track the subsequent outcomes of workers who were working in manufacturing in 1996. Similar to Autor et al. (2014), I find that exposure to Chinese competition negatively affects wage income. As to fringe benefits, the effect on participation in a defined benefit retirement pla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vacation days is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The effects on other benefits are usually negative but imprecisely estimated. The effect on the overall dollar value of benefits is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However, in percentage terms, the effect on benefits is smaller than the effect on wages. This suggests that, in percentage terms,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on overall compensation is less severe than the one found in Autor et al. (2014) for wages.     

Import substitution as a complementary strategy

Import substitution policy in various countries is often used not as an alternative, but rather as a complement to export promotion policy. The article shows that, without such a complement, the outward-oriented strategy is often incapable of ensu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work i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a wide range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orien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on applying elements of the import substitution strategy in various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