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来自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后,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认为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但是测算只是运用了求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的方法,这不能反映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状况。文章使用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总量法和均值法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并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最后实证检验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显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是负相关的,这也是一种检验生产率悖论存在性的方法。     

中国服务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服务业7个行业2010年~2014年的数据,通过用总量法和均值法两种方法测算,并比较中国服务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来检验出口企业"悖论"的存在性,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部分服务业出口企业是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最后,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虽然服务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是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服务企业的出口与该企业的生产率并无关系,验证了我国服务企业并不是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     

集聚密度、多样性和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兼对产业聚集理论观点的拓展研究

地区间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本文将集聚密度视为旅游产业外部性的重要来源,利用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及相关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聚集密度对不同类型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结合组织生态学等理论对产业聚集理论及相关观点进行了拓展研究.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密度是影响星级酒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旅游企业发展过程中“凡登效应(Verdoorn Effect)”的存在.不过,本文计量结果也显示,各类型旅游企业单位劳动力资本配置是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键要素,而整体旅游企业单位劳动力资本配置却对星级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点)等类型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不具有显著的作用效应,且多样化的产业环境对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有着负面影响效应,导致出现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中的“悖论”现象.随后,本文在对上述计量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十国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否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行了ADF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是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在Melitz提出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生产率对出口影响以后,国内学者运用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未出口企业,也检验得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陷阱",即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数理模型研究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联系,再运用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并讨论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对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分别进行了全国、分行业、分省份的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出口制造业企业走出"生产率陷阱"的途径。     

FDI、产业结构与中国生产率变迁

本文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资产配置效应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中国生产率变迁的贡献程度进行理论分析，并以工业部门各行业为例，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与FDI的相互影响作为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之后，产业结构调整及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未考虑产业结构变动的模型分析中，FDI技术外溢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被夸大，同时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产业结构调整和FDI引入可以相互影响，进而强化双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     

地理集聚与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基于上、下游关联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检验了中国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即高生产率的企业是否一定会选择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区.在衡量集聚程度的方式上,本文不仅考察了传统的专业化集聚,还首次考虑了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多样化集聚,使用嵌套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着重对区位自选择效应在两类集聚条件下的差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在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的自选择效应较为明显,但对上、下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则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较大的纯加工贸易型企业更为关注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尽管这类企业生产率相对较低,但在竞争效应尚可容忍的条件下,它们仍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地理优势的中心地区,这说明这些地区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是较为分散的,这类企业不存在明显的区位自选择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核心地区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要为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区位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外围地区则要重视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搭建,逐渐培育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集群.     

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融资约束假说",选择2011-2012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制度环境、融资约束、生产率及出口倾向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但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并非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将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发现"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生产率对于出口倾向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成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本文以2006—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将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论如下：(1)碳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的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提升效应长期存在,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时滞性。(2)碳交易试点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现碳生产率的提升。(3)碳交易试点对老工业基地城市和高经济水平城市的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明显。本文在实证层面上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宏观效应研究,同时为碳交易市场持续发挥作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中国物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动力来源——基于劳动力投入的视角

中国物流业的发展不仅受外部经济发展、地区政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最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的驱动。文章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应用LMDI指数分解法和重力模型将物流业劳动力投入分解为劳动规模效应、劳动效率效应和劳动力地区结构效应。研究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因素为劳动效率的提升,属于集约型发展方式;而西部地区主要依赖于劳动规模扩张,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且劳动效率提升是中国区域物流业发展重心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效率差距缩小是东中部地区物流业发展收敛性的主要原因;东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处于发散状态主要归因于劳动效率差距的扩大化。此外,通过建立提升物流业劳动效率的Tobit动力因素模型,研究发现：推动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劳动效率提升的动力因素具有差异性。表现在技术水平对劳动效率的推动作用从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尤以东西部地区具有显著差距,说明我国物流业在产业转移中可能存在“技术转移塌陷”的现象;而东西部地区劳动工资的推动作用低于全国水平,可以推断东西部可能存在劳动工资分配失衡的现象,从而抑制了劳动者积极性,最终未能对劳动效率提升产生较高推动作用。     

我国以FDI形式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测度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方式。本文在Feenstra and Hanson(1997)的外购理论基础上,借鉴R.Posner(1961)以及Fisher and Samuelson(1980)的模型框架,修正了一个服务业转移模型分析其福利效应,并基于我国1989-2005年间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测度说明:在服务业承接FDI国际转移的初期,东道国的福利效应集中体现为吸收大量非技术性劳动就业,但对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FDI的大量涌入,带动国内对于服务业技术性劳动需求及其工资水平增加,激励了非技术性劳动向技术性劳动转变,最终实现了服务业整体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由此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最后,提出了为更好地实现服务产业的国际接轨,必须逐步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营造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承接软环境等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及差异——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析

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变化在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2001-2016年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省份-行业数据,考察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工业经济变动特征,并实证分析劳动生产率收敛趋势,比较和分析其收敛差异。研究发现,中国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非国有经济的收敛驱动了整体经济的收敛。国有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缺乏创新激励等,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要慢于非国有产权企业的。而私营企业能更好的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充分匹配适宜的技术,收敛速度要优于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为实现经济发展均衡,政府需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优势,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创新环境。     

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省市和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系统地分析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中国工业部门1999-2009年间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了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两种渠道。此外运用3sls和2sls方法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FDI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促进了地区劳动生产率;FDI具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地区数据和行业数据估计都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通过FDI间接作用和本身的直接作用促进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SAH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外贸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根据平滑调整假说(SAH),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会随着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本文发现间隔3年的边际内产业指数最为有效,且产业内贸易水平对劳动力市场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但回归分析结果并不支持SAH。随着产业内贸易比例扩大,劳动力的产业间调整增加,而并非产业内的调整。此外,劳动生产率和国内显性需求对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很大影响,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行业内,劳动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更加显著,而显性需求和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作用较弱。     

国际技术扩散、自主创新与我国工业技术进步

本文利用我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国际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过比较研究技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自主创新对内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面效应;技术引进对内资部门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但并非由于技术外溢,而是由于市场竞争等其他效应;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部门的自主创新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本文从实证结果判断,我国引进的技术主要是适宜技术。     

要素禀赋差异、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创意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现阶段区域经济产业趋同问题突出,各地区行业结构与布局差异明显,造成区域创意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构建一个要素禀赋差异、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创意能力理论分析框架,探析异质性行业结构对区域创意能力提升的影响,通过比较生产投入的资本与劳动要素禀赋差异,发现行业异质性能够促进地区创意能力的提高,异质性资本更能够促进市场包容度和创意人才的增加,异质性劳动更能够促进创意人才和技术的进步,而且这些影响具有正反馈的乘数效应。上述结论不仅补充了产业组织理论在创意经济上的应用,验证了劳动力迁移是由投入要素单一化部门向投入要素多元化部门进行,也有助于厘清行业异质性提升区域创意能力、改善创意环境的作用机理。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that elucidates the complexity of South–North convergence

This North–South model of Schumpeterian endogenous growth combines a market, productivity and knowledge effect. Depending up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effects, various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South–North growth paths occur: for example, full or partial convergence of the Southern technology level to the Northern one,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depending upon the Southern initial technology level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higher or lower as well as decreasing or increasing growth rates during the phase of catching up, and equal or higher growth rates of the South compared to the North after catching up. This set of growth paths can better explain the diversity of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for economies at different income and technology levels than those generated by existing models. In this new model, convergence based on North–South trade and associated flows of patents (innovations) is guaranteed if the knowledge effect dominates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 larger Southern market expands the area of convergence and can prevent divergence. Not only a larger Southern market, but also a higher Southern steady state growth rate benefit the North so that convergence is desirable for both,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纺织业就业

本文研究FDI通过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三种渠道对纺织业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并综合考察FDI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对就业产生的总体效应。研究结论表明,FDI促进了纺织业就业,其中FDI对纺织业就业的直接影响是正向的,间接影响是负向的;FDI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阻碍了纺织业的就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没有对纺织业就业产生影响。     

结构变化、行业劳动份额对中国初次分配的影响

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从行业视角对中国的劳动份额及其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与当前普遍认为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的看法不同,近年来中国劳动份额处于上升态势,这说明初次分配的恶化态势正得以改善,但是劳动份额仍然偏低,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总体劳动份额的波动主要来源于行业内劳动份额的波动,两者表现为"齐升齐降",只是波动幅度有差异而已。对劳动份额波动的进一步分解表明,对于总体劳动份额的变化,行业内效应贡献了82.83%,而结构效应仅仅贡献了1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