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二元就业结构转型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之一是促进我国二元就业结构的转型。作用的发挥依赖于FDI与进出口贸易一体化的格局。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案例实证检验了FDI促进我国二元就业结构转型的力度。农业劳动力跨区域转移是我国二元就业结构转型的特有轨迹,本文揭示了FDI区域集中与这一特有轨迹的关系。     

高质量发展下FDI对江西省外贸结构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江西省抓住了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加速发展的机会。研究发现,江西省对外直接投资（FDI）对外贸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优化贸易方式,调节外贸商品结构,改善外贸区域分布。为优化FDI对江西省外贸结构的影响作用,应有针对性地制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适应的FDI引入政策,适时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流向,鼓励外资以多种形式来参与江西经济发展,从而使投资来源多样化。     

中国区域FDI、经济增长与异质性——基于1989—2011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区域的空间异质性对FDI的影响主要包括其进入之前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投资结构分布和产业方面的相关政策。以上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FD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益。本文通过选取我国FDI与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我国东中西部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实证结果得出道路基础设施、教育支出、科技支出、进出口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发展对FDI的相对规模影响不尽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东中西各部FDI对GDP的增长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引资政策时需重点考虑东中西各部的区域异质性因素。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外商投资、市场分割与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199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外商投资、市场分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均有所增加,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其次,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就业结构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国际贸易效应来影响东道国收入差距,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并存在区域差异;再次,地方政府对各产业的保护程度不同,因而市场分割因素将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其收入分配效应同样存在区域差异。同时市场分割通过限制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以及技术溢出,抑制FDI的收入分配效应。     

FDI对我国地区人均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数据分析

由于我国的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地理位置、人口数量、资源水平与初始发展水平等不同方面的差异,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各地区的收入差距和FDI投资出现双重不均衡的现象。那么,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和地区收入差距到底有什么关系?FDI区域分布差异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如何?这就是本文想要主要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年~2014年的省际数据,选用空间面板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就FDI对我国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从国家层面上看,重要的是要有的放矢,在引入FDI享受其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要加强监管,完善政策这样才能保证FDI对我国带来长期稳定的正面效应,提升我国人均收入。从地区层面来看,重要的是加强吸引FDI并且保护地区经济市场,在加大FDI进入的同时也不能丢弃了本土资金和企业,通过FDI的溢出效应,天生优势不足的地区可以通过借助临近区域的优势,搭上顺风车提升自身经济实力和生产效益从而达到提升人均收入的目的。     

FDI、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异

本文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8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市场发展在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金融发展本身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其水平还未达到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在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对FDI经济增长效应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成为推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文章还同时分析了国内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以及政府支出等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融资效率、劳动力流动与FDI溢出

从宏观层面来看,FDI企业的技术水平总体高于国内企业,当劳动力由FDI企业转向国内企业或建立新企业从而引致技术溢出,而新企业的建立势必涉及到融资这一事实,本文认为融资效率高低在促进劳动力流动进而引起FDI溢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融资效率的提高会提高劳动力由FDI企业流出建立自己的企业从而加速技术溢出的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同时增加了FDI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出,即增加整个社会的边际产出。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针对FDI溢出效应将放大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问题展开了一定层次的论证,结果显示：融资效率与FDI的联合作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这一途径发生的FDI溢出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并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1983-2006

采用我国1983-2006年的年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增长、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不同来源国的FDI对出口绩效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出口扩张,而且提升和优化了我国的出口结构,不同来源国的FDI的出口绩效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在分析广东省地区产业结构和FDI利用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二元滞后回归模型,实证研究FDI对广东省不同产业GDP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动态演变 ——基于城市数据的经验分析

借助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层面数据,本文研究了外资区位选择因素的动态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早期阶段,优惠的引资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对于三大经济圈吸收FDI都有决定作用。近年来,政策的优惠已经不是决定这三大经济圈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尤其是邮电通讯设施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用地成本过高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三大经济圈外资流入。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外资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珠三角地区依旧是劳动密集型外资占主导。     

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 FDI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FDI(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FDI流入的减少。针对这一观点,本文建立在引力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贸易总量和汇率效应变量。经过分析发现,汇率是影响FDI的首要因素,经济总量和国际经济周期因素也是FDI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效应也很显著。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动机分析

在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劳动力工资水平、基础设施、集聚效应、自然资源、制度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要素,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拉动的弹性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外资对我国各产业增加值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制造业,近20年的数据表明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拉动非常大;同时长期以来外资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也不容忽视,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零售业的全面开放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的进一步开放,这些行业未来利用外资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由此带动国内产业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分析表明,国内产业结构发展与我国长期坚持积极利用外资具有明显的弹性关系。     

生产的区位与外资分布的行业差异

改革开放 2 0年来我国吸引的外资数量逐年增加 ,但从行业角度来看 ,各地区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 ,而生产的区位化是决定各地区吸收外资行业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 ,且各地区经济的行业结构与其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深层次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示范效应方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运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也正在形成和增强,这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在未来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当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但政府应当着力于重构内资与外资的关系,在更好地促进国内资本生长发育的基础上来扩大引进外资,从整体上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不同类型的FDI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将中国划分为八大经济区,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不同类型的FDI(水平型和垂直型1)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选取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其次,将流入中国的FDI按流入国不同,分为水平型FDI与垂直型FDI。通过回归发现,水平型FDI促进中国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垂直型FDI则会促进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应当在不影响垂直型FDI流入的同时,促进水平型FDI的引入。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现有关于FDI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的文献往往忽略经济集聚的作用,文章构建"FDI-经济集聚-绿色经济效率"的逻辑框架,并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FDI对绿色经济效率扮演着双重角色,其既通过产业结构产生负面效应,又通过经济集聚与节能减排技术发挥正面效应;(2)FDI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这得益于经济集聚在削弱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同时,强化其节能减排技术效应;(3)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地区,当经济集聚适度时,FDI与经济集聚能形成协同效应,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当经济集聚超过临界值,全国与东部地区呈现拥挤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由此致使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战略：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湖北省经济发展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一个经济变量与相应的外资结构等配置是密切相关的。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ADF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从1986～2008年期间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动状况入手,对比研究同期其他省份的利用外资规模状况,从规模的四个层面展开了实证研究,确定了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规模合理水平,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