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97-2011年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进行研究,分别测算了广东省整体和部门层面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差额1997年为0.20亿吨、2011年为0.36亿吨,说明广东省处于隐含碳的净出口状态;另外,隐含碳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服务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部门。广东省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碳产品的出口,扩大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日贸易隐含碳的非对等性研究——基于全行业视角

首先运用中日投入产出表及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4年中日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一直是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平均排放量是从日本进口的4.88倍;虽然中国行业部门的碳强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但总体碳强度依然较高,约为1.32千克/美元,是日本的3倍.其次,采用LMDI分解法对上述结果进行解析,结果表明,正向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负向技术效应则有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减少,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对10个服务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中国服务行业在对日本出口中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从服务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结构来看,相较于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仍然较高.     

湖南省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许多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但有关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文章依据IPCC2006碳排放测算模型、投入产出法对湖南省贸易隐含碳进行了实证评估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湖南省2007-2017年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41.63亿吨上升到2017年的95.00亿吨;分部门看,2012年和2017年,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稳定在前列,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较多的有金属矿、煤炭采选产品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2)影响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因素依据影响力大小依次为直接碳排放系数因素、出口（进口）向量因素和中间投入系数因素。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印度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采用双边投入产出模型,基于技术异质性假设,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印度1995-2009年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并使用SDA模型对其出口隐含碳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分析。测算结果表明,印度出口隐含碳在1995-2009年间增长迅速,由115Mt增长至725Mt,增长了530%;进口隐含碳也在不断增加,由39Mt增长至215Mt,增长了451%;印度是一个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国。因素分解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是印度出口贸易隐含碳增长的主导因素;结构效应有助于印度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减少,但是影响相对较小。最后,本文对印度减少出口贸易隐含碳和中印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政策建议。     

中美进出口贸易的隐含碳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生命周期评估模型

“双碳”目标对全球各国政府碳排放规模形成新的硬约束,造成传统区域共担环境责任与经济发展目标函数形成冲突,急需对全球各国碳责任边界形成新的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使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估模型（EIO-LCA）就中美之间隐含碳转移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向美国出口双低产品,增加了大量的碳排放。但美国因从中国进口商品减少了其国内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环境与资源方的受益者,应为中国部分碳排放负责。中国应当在将来的国际贸易中重视产品隐含碳的转移路径,保障中国在“双碳”目标下的生产权益。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考虑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后,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门分解的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生产隐含碳比消费隐含碳高4.53%,净出口隐含碳达2.98亿吨。我国的CO2排放贸易条件是0.93,这说明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的节能减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隐含碳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是"纺织业",逆差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再出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说明这些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在中国碳排放总额中占比很高,且在行业分布和国别流向方面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出口总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直接排放系数降低和中间生产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出口结构改善对抑制碳排放增加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某些年份和个别出口贸易伙伴中,由于结构恶化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因此,我国在采取措施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亟需进一步加大出口商品升级换代的力度。     

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失衡度分析

文章应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一个测算中澳两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分别运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两国贸易商品的碳排放系数,并采用两国近1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对中国"碳排放"的净影响。研究发现,以2007年为分界点,中国在中澳贸易中由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转变为隐含碳净进口国;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中澳贸易向其转移了碳排放,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文章最后分析了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从行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本研究的政策意义。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湖北省贸易生态利益分析

贸易生态利益表现为贸易活动所产生的生态资源流动状况。文章以生态足迹（EF）作为商品和服务内涵生态资源的指标,利用湖北省2002、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定量分析2002-2007年间湖北省贸易生态利益,并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法（SDA）,揭示了资源强度、中间投入产出技术、贸易规模对生态资源流动的影响,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最后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中英货物贸易中的隐含碳分析与探究

文章以2004~2009年的中英货物贸易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进行隐含碳和碳转移排放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一直是中英贸易中的碳净出口国,六年间累计出口隐含碳达到581.75百万吨。(2)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该趋势主要受出口规模和能耗强度影响;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呈上升态势,出口额的增加是其主要原因。(3)中英货物贸易对全球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多排放44.38~84.89百万吨CO2,但这种负面影响逐年减小。(4)考虑碳转移排放,融入"消费排放"基准应该成为新气候公约改进的重要方向。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动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本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及其部门分布,采用LMDI 分解法将2001－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3种因素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2001－2013年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年均增长8.98％,农业部门、食品加工业部门是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部门,规模效应是导致农产品出口的CO2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抑制农产品出口的CO2排放量增长贡献的最重要因素,而结构效应较微弱。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隐含污染分析:基于投入产出的方法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了我国1976-2004年制造业28个行业6种污染物进出口隐含污染的BEET指标值和PTT指标值,并分析了我国进出口隐含污染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和出口的规模效应为正且逐年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口规模效应逐渐大于进口规模效应;出口的结构效应基本小于零,进口的结构效应不明确,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可能有利于减少我国进出口的净隐含污染量。此外,制造业出口隐含污染主要来源于纺织、塑料、机械设备和工业化学这四个行业。     

中国主要双边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测算——基于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贸易隐含碳排放对于一个国家实际排放量的估算非常关键.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中的隐含二氧化碳排放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其价值很大,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严重高估.本文使用最新的2007年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因贸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4亿吨,远远低于目前的估计.2007年我国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了4亿吨,为56.28亿吨,按照百分比看,贸易转移碳排放只占生产侧排放的6.6％.因此,中国隐含碳排放量实际上远远没有那么大,不应再强调贸易转移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而应该立足于我国自身的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与利益：测算与比较

文章运用环境MRIO模型测算和比较了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和增加值贸易余额,全面揭示了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与碳排放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历年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都为顺差,且呈同步递增趋势,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移入国的同时也是净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其次,中国对2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呈现双顺差,其中对台湾地区和印尼呈现双逆差,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净流入（或流出）与贸易净利益（或损失）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逆差,使中国获得贸易利益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收益;对德国等6国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使中国获得贸易损失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损失。最后,中国各国（或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折算金额后占增加值贸易余额的比重差异较大,总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具有更高的碳排放效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碳排放量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CO2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会增加本国的碳排放量,但此种正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明显高于西部,而在东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显著;与此同时,研发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能显著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量,而能源结构和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则会增加我国的碳排放量。     

Trade openness,urbanization and CO2 emissions: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Using the Pooled Mean Group (PMG) approach of Pesaran, Shin, and Smith [1999. “Pooled Mean Group Estimation of Dynamic Heterogeneous Pane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4 (446): 621–634],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and urbanization on CO₂ emissions in 55 middle-income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from 1992 to 2012. We find that trade openness has a benign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short run, but a harmful effect in the long run. Meanwhile, our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₂ emissions both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implying that urbanization improv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results are robus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or non-economic factors.     

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产业链视角下实例测算

本文改进投入产出(IO)模型推导行业部门生产、消费、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不同统计口径的隐含CO2计算公式,利用能源实物消耗量及排放系数直接测算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然后计算分析我国29个行业部门贸易平衡条件下贸易隐含碳,再以行业产出增加值为指标确定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比例,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共担责任分配模型,测算代表性行业CO2排放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责任原则下可能结果。研究结果证实我国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隐含CO2排放量占比都较大,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化学工业三个行业在共担责任原则下有约30%责任应该由国外消费者承担。本文最后提出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合作,倡导建立新的CO2排放责任分担原则及具体测算指标体系;中国需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贸易发展模式。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1978-2005年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本文用增长率直接法、增长率趋势法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短周期、中周期和中长周期波动,并采用ARMA模型预测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在下一阶段的周期波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经历了8次短周期波动、3次中周期波动(其中第三次中周期波动具有在适度高位平滑化的特征)和2次中长周期波动,目前正处在第二个中长周期波动的扩张期。     

对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利益集团”视角

贸易政策是各种理念相互交锋、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博弈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为了对日益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本文从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出发,阐释了利益集团在美国贸易政策嬗变过程中的政治表现。20世纪80年代后,“利益集团”模型成了贸易政策分析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尤其是它的“政治献金”模型,更是给出了任何贸易保护的产生都是利益集团、政治家和选民之间均衡博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