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性质的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显著高于民营企业性质的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进一步区分不同身份的国有控股股东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身份的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层级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国有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层级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显著正"U"型关系;民营企业性质的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层级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股权结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股权结构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股权集中度不能很好的解释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一定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基于股权集中度的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多角化研究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有的文献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基于此,考察了我国200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U型或倒U型关系,而是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本文进一步剖析了股权集中度,研究发现:第一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公司,其绩效明显优于第一股东为国有股东的公司;绝对控股的公司,其绩效要优于相对控股和分散持股的公司。     

基于超产权论的股权激励效应理论与实证

本文目的在于研究股权激励、市场竞争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Hotelling成本差异化模型进行理论推导,结合超产权理论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公司股权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且市场竞争程度对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即竞争环境越激烈时,股权激励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绩效。     

融资约束抑或代理冲突?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动因研究

本文利用投资价值效应的一般原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重新进行了审视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控股公司还是非国有控股公司,公司经营业绩均与其投资支出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且投资支出比例分别在0.47727和0.36971时公司经营业绩达到最高。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既包含投资不足,又存在过度投资,因而是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综合考虑股权的所有者属性和集中程度,分析了国家为第一大股东和法人为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仅在法人为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既符合理论假说又能解释现实情况的倒U型曲线关系,负债和公司成长性对公司价值的正影响也才可以显现出来.因此,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提高公司法人股持股比例,降低股权集中度,并积极推进股票全流通,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关键所在.     

中国上市公司控股结构与债务融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以中国五个行业上市公司2005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通过分析第一大股东终极现金流量权与债务融资比例的经验关系,考察了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性和破产机制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债务水平呈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而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则呈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此外,论文并没有发现股权制衡结构能够对大股东控制下的债务融资决策产生影响.     

终极控制、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支出

基于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以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作为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一致程度的代理变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普遍存在。对于国有终极控股公司,这种敏感性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降低,同时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也体现了终极控股股东利益趋同效应与侵占效应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且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抑制国有终极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终极控制公司更可能面临着融资约束,但尚未得到严格的实证支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半年度数据为研究对象,从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的视角,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水平呈U形关系,与上市公司的实业投资水平呈倒U形关系。这说明不同质押比例下控股股东出于不同的动机做出的改变和调整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对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产生非线性影响。以上结论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控制权转移风险以及金融资产与经营资产收益率差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投资策略方面的经济后果,低质押比例的控股股东更有可能支持上市公司,而高质押比例的控股股东更可能损害上市公司提供了增量证据。     

家族控股、终极所有权与企业绩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借鉴Driffield等(2007)的研究方法,运用终极产权论追踪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分析我国家族企业金字塔结构下的控股股东和终极所有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负相关,与现金流权正相关,与超控制权负相关;另外,家族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是否委派管理层负相关,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合一负相关。同时,按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大小分组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将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用产权属性作为调节变量,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股权激励是否影响投资效率,以及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但所占比重很小,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中介传导机制畅通;国有企业"期权激励"方式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通过实施"股票激励"方式能够得到显著抑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机制畅通,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     

不确定性与投资:实物期权还是冒险行为

文章依据公司不确定性与投资关系的实物期权理论与代理理论,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投资不可逆性、公司成长性、财务困境和股权激励五个维度,提出风险投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检验命题,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得到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存在较强的投资风险规避倾向,但这种关系在存在财务困境和股权激励的公司表现减弱。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相似的现象但显著性相对不明显。     

高管权力强度、 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

文章以2006～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为对象,从高管权力强度视角考察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权力越大,其发生权力寻租行为的概率越大,同时代理成本也越高;(2)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未能有效调节企业高管权力强度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反而加大了高管腐败发生概率;(3)货币薪酬越少、 激励有效期越长,发生高管腐败行为概率越高.这些结论对公司决策层完善股权激励计划设计、 优化公司治理、 监督和约束高管权力具有参考意义,也能为证监会、 国资委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审计质量、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审计质量作为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服务,可以独立于公司之外对上市公司投资活动进行监督。根据产权理论,产权性质不同的经济组织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同,审计质量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也不相同。本文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质量、产权性质与公司投资效率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上市公司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但作用并不明显;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审计质量对投资过度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审计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投资不足行为的发生但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启示各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的利益相关方,客观认识审计师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有针对性、有效率地利用好审计服务,改善公司投资效率。     

竞争效应对外资企业向国内企业技术外溢的刺激作用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的方式,采用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讨论了竞争效应对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内企业技术外溢的刺激作用。通过分析,本文证明了当东道国劳动力工资受到内外资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且国内经济有一个有效的研发部门时,那么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会通过竞争效应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且东道国的整体国民收入亦会随着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水平的上升而增加。     

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争议,在美国重点打击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补贴这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再次引起热议。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背景下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约束了中国政府补贴的规模和空间,从而抑制了补贴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此外,基于企业和产业异质性视角,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主要抑制了补贴对国有企业、内资企业和新材料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和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话语权。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risk level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EOs'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risk. We find that executives' salar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firms'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while equity compensation failed to promote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Besides, the level of corporate risk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xecutives' salary an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However, corporate risk level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quity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When the level of risk is higher than a certain level,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xecutives' equity compensation on innovation input becomes more obvious.     

险资入市促进了公司创新吗

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保险公司持股上市企业的现象剧增,保险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角色,对企业经营决策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险资入市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更少;另一方面,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CEO强制变更概率更高,经营业绩更差。本文还讨论了保险公司影响企业创新背后的理论机理。本文研究表明,险资持股带来了过度监督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本文有助于市场加深对保险机构的认识,丰富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改善公司治理提供建议。保险机构投资者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力量,政府监管部门需合理引导保险机构投资者,使其发挥积极的外部治理作用。     

内外融资对企业不同阶段创新投资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根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企业创新活动分为研究阶段（R）与开发阶段（D），探究内外源融资方式对企业不同创新阶段投资的异质性效应，为企业选择创新活动的融资渠道和政府设计精准支持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内源融资对企业研究投资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开发投资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债权融资对研究投资和开发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股权融资对研究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开发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内源融资对债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债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内源融资对股权融资与研究投资关系具有正向显著调节效应，对股权融资与开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正向调整作用但不显著。     

IT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this paper, a theoretical frame on how the IT investment influences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is set up, and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listed companies is us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The study shows that IT investment can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on the whole, bu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Specifically, IT investment of low-innovation strategy-oriented enterprises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n high-innovation strategy-oriented enterprises; IT investment of large enterprise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 invest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n tha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se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microscopic evid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IT investmen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