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采用WIOD提供的金砖国家投入产出和直接碳排放数据,通过建立MRIO模型计算1995~2011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在不同双边贸易中所处地位特征和是否存在碳减排的国际贸易途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不同金砖国家贸易所处地位存在异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中国在中俄贸易中以贸易逆差换取碳减排、中印贸易中以碳排放换取贸易顺差、中巴贸易中隐含碳净出口和贸易逆差共存。中国可通过鼓励相对低碳行业出口,并同时鼓励相对高碳行业进口和金砖国家内部互补性贸易的国际贸易途径促进实现中国碳减排目标。中国应该充分发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享式"碳减排。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测度及因素分解

依据IPCC清单指南报告,以能源消耗为对象,计算1995-2008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对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了人口因素(按年龄分为两组)、经济因素对中国交通业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测度及因素分解

依据IPCC清单指南报告,以能源消耗为对象,计算1995-2008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对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了人口因素(按年龄分为两组)、经济因素对中国交通业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外贸隐含碳估算及其增长结构分解——以北京市为例

国际贸易通过进口减少一国或地区的碳排放,通过出口增加其碳排放,综合考虑二者才能确定一国或地区是贸易的碳排放受害者还是受益者。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为例,估算其外贸中的隐含碳排放,并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分析其外贸隐含碳增长的原因。结果表明,2002²007年,尽管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碳排放密度下降减少了北京市外贸隐含碳排放,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却增加了北京市贸易隐含碳排放,最终导致北京市外贸进口和出口碳排放均呈上升趋势,然而由于进口隐含碳大于出口隐含碳,并且碳排放贸易条件严格小于1,所以北京市通过外贸将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国家,是外贸的碳排放受益者。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江苏外贸隐含碳测算分析

碳排放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贸易中隐含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测算是研究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关键问题。本文从隐含碳的角度来分析江苏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探讨了江苏应该如何在全球化中更好地平衡能源环境压力与发展利益的问题,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苏隐含碳出口变化趋势、进口变化趋势、净出口变化趋势、总能量流动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的隐含碳进出口呈波动状态,在综合考虑隐含碳和进出口能源产品的情况下,隐含碳进口量无论用本身能耗系数计算还是用进口来源国国内单位GDP能耗计算,都是能量净流入地区。     

中国CO_2排放量与出口量关系实证分析

当前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各国的重视,作为出口第一大国,中国出口产品多以碳排放较多的加工贸易产品为主。研究中国的碳排放量和出口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通过对1986到2007年间出口隐含CO2的计算得出自从加入WTO中国出口隐含碳急速上涨,并且主要是由燃烧煤炭产生的。通过对这段时间中国CO2排放量与资本存量、消费量、出口量之间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出口量每增加一个单位,CO2增加0.12个单位。     

贸易开放与碳排放转移：来自中国对外贸易的证据

库兹涅兹曲线显示,196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N”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对中国人均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贸易开放程度每提高1%,人均碳排放量增加0.3%。投入产出模型揭示,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27.1亿吨,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39.76%。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碳排放最高,占出口碳排放21.2%。依次为化学工业（10.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9.8%）、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8.68%）、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7.53%）。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长江经济带隐含碳排放研究

本文依托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1个地区（9省2市）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并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绝对碳排放强度及相对碳排放强度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消费端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大于生产端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东部地区依旧是长江经济带相互贸易往来的最大受益者,而中部地区的优势逐渐被西部地区所取代。未来,长江经济带应当实行差异化的节能减排政策,中西部地区亟需实现向绿色制造转变以及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而东部地区则有必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促进能源系统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梳理环境规制与贸易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进出口贸易及环境治理投入相关情况分析,阐述了环境规制贸易效应存在较大不确定和复杂性;选择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方法来检验中美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与进出口贸易指数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迫切需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国际经贸领域环境贸易壁垒影响,通过"恰当设计",结合评估来调整政策措施,激发创新,形成新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     

多区域贸易隐含碳的时序分析及碳排放责任分担比较——基于MRIO模型视角

随着全球垂直专业分工的深化,环境责任划分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全面了解全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造成的污染转移,而且有助于全球低碳政策的制定。本文采用WIOD数据库的数据,将全球划分为EU-27、OECD、BRIC、ROW四个区域,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分析1995-2009年各区域贸易隐含碳排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各区域实际负责的碳排放责任与应付责任的差异。结果表明:1995-2009年期间,EU-27、OECD基于消费原则的碳排放责任显著高于其基于生产原则的碳排放责任,而BRIC和ROW则恰好相反,存在突出的"碳泄漏"问题。两种碳排放核算原则下的碳排放量差额在时间序列     

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碳排放——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分析

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2006~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碳排放情况,并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碳排放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计算加工贸易出口碳排放时分离出进口中间产品碳排放和国内实际碳排放,同时研究了2007年制造业各部门的出口碳排放情况,最后基于各项研究结论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碳减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美贸易关系不仅表现为简单的经济关系,而隐含着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本文主要回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基础上,分析双方的贸易关系,找出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基于多元回归的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研究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中国贸易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对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现状进行分析,明确中美高技术贸易所具有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构成不平衡和我国贸易竞争力薄弱的特点;再通过对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从技术创新角度找到影响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最后为促进两国贸易发展提出建议。     

开放型经济对隐含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00-2010年期间中国工业行业隐含碳进行测算,并利用GMM面板数据检验工业行业FDI、出口和进口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论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和"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因此,我国应加大力度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调整外商投资结构,加强能源利用效率,以及不断发展低碳经济,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GVC视角下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与测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工业碳排放同能源消耗、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FDI、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人均收入与CO2排放量呈现"倒N型"曲线。(2)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碳排放有轻微的削弱作用,FDI和贸易优势产业都促进了中国碳排放的增长。因此,我国应优化贸易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调整外商投资结构,加强环境管制,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对碳排放量及强度的影响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STIRPAT模型建立了基本的分析框架。首先以全国各省整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市化对中国碳排放的整体作用方向,然后利用面板变系数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城市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比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大;就不同省份而言,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口规模、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均会使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发生变化,且相对而言,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对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影响更大。     

美国政治周期、经济波动与对华反倾销

本文旨在考察美国政治周期、经济波动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运用计数模型和负二项分布估计方法,分析了美国大选、美国失业率、中美贸易量三个变量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关系。结论是中美贸易量的增加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原因或一般原因,以美国总统大选衡量的政治周期和以失业率为衡量的经济波动激化或者加强了美对华反倾销的力度,两者单独或共同作用增加了美对华反倾销的案件数量。     

中美服务贸易纠纷引发的思考与对策--基于对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的研究

在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和争端也开始不断增多。由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着本质的区别---货物贸易与实体货物相关，而服务贸易则与本国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战略有关，本文以中美出版物准入案为突破口，对其产生的原因和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应采取的措施提供建议。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影响国际交换能否发生的重要因素,贸易成本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领域。在采用Novy模型就1995年至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对影响贸易成本变动的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美国贸易成本总体上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人民币过快升值会对贸易成本的降低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商业环境改善、进口关税水平降低等因素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原油价格变动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不大;FDI、美国进口关税水平与中美贸易成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基于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贸易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中国应充分挖掘贸易成本下降的途径,以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