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反思与展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我国财税体制的完善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营改增"的推进,分税制暴露出很多弊端,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在上演。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原因,深刻剖析了现行分税制存在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土地财政泛滥、地方债务隐患、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减少政府层级、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匹配财权事权、构建地方主体税种等政策建议,为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意见。     

地方税主体税种研究

随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特别是“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格局被打破,重新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成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完善我国税制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则是改革完善地方税制的核心问题。     

分税制下如何协调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继续进行,但如何深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分配体制、协调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统一是值得我们深究的话题。     

“营改增”背景下重塑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

正"营改增"的继续推进,将涉及寻找新的地方主体税种,重新布局地方税体系,以及调整地方和中央之间财政分成比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可以"营改增"为契机,重塑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思路应涉及以下内容:1.尽可能细化事权范围、支出责任,并与财权、财力配置相适应。如应尽可能列举各级政府的全部事权范围,相应明确支出责任,并配置相应的财权与财力,对于长期性项目和跨区域项目,则应明确相关政府责任主体的分摊比例。对     

地方政府治理土地财政的现实选择

正1.深化分税制改革,实现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分税制改革引致的财政赤字催生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按照权责对等原则深化分税制改革,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如通过适当调整税种归属、税收划分比例来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划分。另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通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地方财政收入的合意性——基于结构视角的分析

地方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治理和财政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央与地方财权财力纵向配置中需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合意性的衡量标尺是为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提供充足、均衡、持久的财力支持,而这又与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是否合理优化密切相关。本文将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置于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的框架内,选取相关指标探析分税制对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影响程度,阐释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多种约束条件,设计7个维度指标体系论证不同收入板块的路径依赖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政策激励约束效应,并基于"营改增"全面推进对中央和地方税种变化的影响分析,提出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优化的建设性思路。     

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与改革重点(总报告)

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预算体制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二是优化支出结构、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健全"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与财权相适应"的体制;三是改革完善税收体系、调整完善分税制体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体系和统筹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财政体制;四是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五是调整财政层级,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以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与财权相适应改革和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依据"收入体制完善、支出体制攻坚、预算体制突破"的总体思路和"先收支体制配套改革、后预算体制改革"的顺序,按照"两步走"战略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第一步以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切入点,推动支出体制与收入体制联动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与财权相适应"的新体制;第二步以预算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动财税体制健全与完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具体实施:要围绕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要围绕转变...     

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配置建议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并与财权分配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间关系基本框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要以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切入点,推动支出体制与收入体制联动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匹配、与财权相适应”的新体制。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对我国政府问财权与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二者优化配置的建议及设想。     

房地产税改革中分配体系的规则建构

房地产税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涉及相关税种的整合与优化,对土地出让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会产生相应影响。因此在营改增后地方缺乏主体税种的情况下,以房地产税改革为契机,重构政府间的分配关系成为纾解地方财政困局的良方。具体的方法是划分收支关系并以此作为分配体系的理论基础,凸显房地产税改革中的权力分配即适当赋予地方以附属性立法为核心的自主权,并以住房保障领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作为收益分配的价值导向,省级财政获得必要的分配比例并同时向基层财政倾斜,不同地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支出责任的不同宜体现出分配的差异化,以实现财政激励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优化配置。     

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

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与分税制前相比变化呈"反向剪刀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少,财力上移,但其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增大,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必然转向另一种约束激励机制扩大财源.其根本原因是现有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并且相关制度存在缺陷,不能将所有矛头均指向地方政府,应从根本上改革体制上的缺陷.     

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离

原有分税制改革受各种因素制约,制度框架继承了各级政府间原有的支出事项,与事权的关联考虑不多,缺乏明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规范划分的政治机制,同时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并未伴随财政职能的下放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产生了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引致事权重叠交叉、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离、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与财力不确定等问题,带来制度激励偏离公共性和治理失效的风险,亟待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最大化。     

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

增值税和营业税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是"分税制"的主要内容之一,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面临调整,文章研究发现,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实际分配比例是变动的,各地区实际分享比例也不相同,简单调整增值税的分成比例不可行。     

土地财政与我国财政体制关系的经验研究

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得地方财政陷入困境,为了财政平衡,地方政府把眼光投向了土地。本文对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是我国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土地性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缺口和土地性财政收入在地方财政支出的占比之间的实证分析发现,财政体制、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结构不合理确实诱导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操作行为,并且土地财政对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阻碍作用。     

“后营改增”时代中国税收返还制度改革方向探索——为税收返还制度正名

针对"后营改增"时代中央对地方两种税收返还方式并存的状况,该文在对税收返还制度运行机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收返还基数和增量变化情况进行了跟踪研究,指出税收返还制度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作用是持续弱化的,税收返还与财政均等化无法兼容,"两税"及其税收返还制度承担着为中央政府筹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作用。本文提出"后营改增"时代税收返还制度的改革方向应当是予以保留并进行合并。     

中国现行地方税体系评析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将税种按收入归属划分为中央税、共享税和地方税。我国的地方税在分税制近二十年的调整和完善中已渐成体系,地方税体系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财力纵向配置关系、规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等方面均发挥了正面效应。但从建立规范的分级分税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看,中国的地方税体系仍存在着诸如地方税体系缺乏整体设计,主体税种面临缺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物业税开征需要先行解决的问题

1.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权层层上缴,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而其事权范围并没有缩小,面对义务教育、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商品的提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及县以下基层政府缺少相应的资金保障。同     

继续完善“营改增”的政策建议

"营改增"是我国税制优化的重要部分,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因此,不能简单视为某个税种的变化,而要将其视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将税制改革与"分税制"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讨论。在"营改增"中,如何重新确立中央、地方的增值税分成比例,目前形成了两种     

论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情况及其改善

根据历史经验,大约每隔十年,我国的税制就要经历一次大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分税制,则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文章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中央政府的财力弱化、市场经济需求、国际税制改革浪潮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的背景,分税制改革内容等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同时基于分税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影响,提出了以减少政府层级、财政层级,科学划分税种,合理划分事权、财权,创造新型地方税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合理降低税负等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想法。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