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中国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探讨

根据国际流行的贫困距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调查和2000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城市老年人家庭作为计量单位,从支出口径探讨了中国部分省、直辖市的城市老年人90年代贫困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比了两次调查相同省份城市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这一特定群体的老年人在90年代收入增长缓慢,有可能陷入以收入口径测量的深度贫困。对如何改善城市贫困老年人的救助提出了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探讨

根据国际流行的贫困距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调查和2000年调查数据的基拙上，以城市老年人家庭作为计量单位，从支出口径探讨了中国部分省、直辖市的城市老年人90年代贫困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比了两次调查相同省份城市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这一特定群体的老年人在90年代收入增长缓慢，有可能陷入以收入口径侧量的深度贫困。对如何改善城市贫困老年人的救助提出了对策建议。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医疗保险与城市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att(1998)提出的基于洛伦兹曲线的贫困度量方法,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81-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宏观加总分组数据,并且采用夏普利(Shaley)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对贫困变化的作用,考虑了不同的贫困度量指标、贫困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收入增速的提高和不平等的上升放缓,我国的减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对新疆农村居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FGT贫困指数和在Lorenz曲线基础上的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对新疆农村最近几年的贫困变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增长减缓了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除2003～2004年以外,其余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亲贫式的增长,新疆农村的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少于非贫困人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新疆不仅要注重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规模,同时也要重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且把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重点要放在提高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上。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贵州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与以往使用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在贵州省普定县随机抽取三个村庄的全户调查数据,运用三种针对不平等指数的分解方法,旨在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以便为瞄准住户的扶贫战略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研究发现,即使在村级层面,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和支出的不平等状况仍然很严重,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4,GE指数为0.34;通过对运用组内组间收入和支出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村内的不平等程度(贡献率为90%左右)比村间(贡献率为10%左右)的更为严重;通过运用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农业和非农收入都是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占总收入的41.1%和42.3%),但是非农收入却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为68.8%);通过运用基于回归分析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发现,家庭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拥有情况,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土地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扶贫政策等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业干旱脆弱性与我国农村贫困的灰色关联分析

干旱灾害是影响面最广的一种天气灾害,而农户对干旱的脆弱性影响灾害的受损程度,与农村贫困密切相关。文章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分析计算了干旱脆弱性各影响因子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联度。结果表明:农业干旱脆弱性影响因子中农业GDP所占比例对农村贫困影响最大,单位面积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次之,其他依次为农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民人年均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例、耕地灌溉率及财政支农支出。这一结论对增强抗灾能力,减轻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江苏农村家庭消费的动态特征、收入弹性和基本生活需求额

<正>本文在收集了1986年至1990年期间江苏农村家计调查资料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江苏农村家庭的消费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探讨在这一经济波动周期内,农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等消费心态变化对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还计算出各类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定量地反映了农民收入和消费间的关系。此外,讨论了江苏农民对各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以给出研究贫困状况的参考数据。 一、江苏农村消费规律的动态分析 本文分析了1986年到1990年五年期间江苏农民的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变化。家计调查的分组资料可以用来反映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不同的消费结构,以揭示农民的消费结构随收入而变化的规律。 表1列出了江苏农民的各种边际消费倾向。并说明了以下几点特征: 1、在各类边际消费倾向中,住房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除1986年外)。以1990年为例,为农民收入增加一单位时,消费支出增加0.7057单位。其中,住房支出增加0.2846单位,食品支出增加0.2613单位,衣着、用品和非商品支出分别增加0.0414,0.0941和0.0241单位。燃料支出基本上与收入无关。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贵州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与以往使用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在贵州省普定县随机抽取三个村庄的全户调查数据,运用三种针对不平等指数的分解方法,旨在分析西部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状况、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以便为瞄准住户的扶贫战略提供新的实证依据。研究发现,即使在村级层面,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和支出的不平等状况仍然很严重,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44,GE指数为0．34;通过对运用组内组间收入和支出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村内的不平等程度（贡献率为90％左右）比村间（贡献率为10％左右）的更为严重;通过运用收入来源和支出构成GE指数分解方法发现,农业和非农收入都是西部地区农村入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占总收入的41．1％和42．3％）,但是非农收入却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贡献率为68．8％）;通过运用基于回归分析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发现,家庭资产、特别是土地的拥有情况,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果,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土地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扶贫政策等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