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的博弈分析

企业去产能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本文认为,政府对去产能进行补贴,能够改变博弈的支付,从而改变企业的纳什均衡解.恰当数额的补贴能使博弈脱离囚徒困境状态,过度补贴会导致去产能失败.为了让市场自发去产能,政策补贴的数额必须经过精确测算.本文对此给出了政策建议和改善措施.     

博彩行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政府选择偏好

本文通过对博彩的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的分析，阐述了政府对博彩活动的选择偏好、理由，以及采取合作博弈的公共政策价值，给出了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博彩活动放开的基本次序，论证了政府首选彩票这个神奇之杖的原因。     

从产能过剩透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从分析产能过剩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入手,指出产能过剩是造成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应立足于产能过剩．从改革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入手．消除流动性过剩。     

和谐合作:从风险分摊到共赢同享

要实现合作的和谐，就要达到合作各方的共赢。本文所探索的，是在现实经济组织中合作双方如何通过风险分摊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使合作向共赢方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为提高风险分摊的效果创造合作共赢的良好环境。     

体制性产能过剩:内部成本外部化视角下的解析

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仍然极强,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这种干预能力造成了目前的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本文尝试从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视角,对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运用动态模型来说明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对产能过剩形成的影响,阐述内部成本外部化产生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和运用要素市场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行为,最终构造出了地方政府行为—要素内部成本外部化—产能过剩的因果链条.     

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理论与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往往笼统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实际中,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分别指向企业投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决策阶段,前者与需先行做出的长期投资决策有关,而后者则是后发的即期生产决策的结果。通过引入一个包含投资和生产两阶段的动态实物期权模型,尝试性地刻画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以及经济与政策这两种异质不确定性对这一形成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1)尽管产能过剩总是源自前期投资的过度扩张,但并不是所有的过度投资最终都会导致产能过剩;(2)不确定性是导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但过度投资更多地源于政策不确定性,而产能过剩则主要源于经济不确定性;(3)不确定性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要强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因此,对过度投资的治理应以政策不确定性为主,保持政策调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产能过剩的治理则应以经济不确定性为主,维护市场运行体系的稳定性。     

论中国电力行业产能过剩

从2006年起,中国就相继出现对电力行业产能过剩的担忧。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也发布信息称中国九大行业产能过剩,电力行业潜在产能过剩。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在担心中国电力行业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电力过剩。通过与美国相应数据对比测算出中国电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来判断中国电力行业是否已经产能过剩或者是否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     

中国产能过剩治理的再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和二战后三十多年间的日本出现了特征相类似的产能过剩,此类产能过剩与以下两点直接相关:一是整个国家处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二是市场发育度低,导致市场对供求的调节能力有限。因此,对产能过剩进行治理也应在遵循发展阶段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市场发育度,使市场充分发挥其自我实现均衡的作用。日本治理产能过剩的成功得益于对这种治理思路的贯彻,其科学有序的治理方式值得借鉴。     

市场集中度与产能过剩

提高市场集中度一直被认为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未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给出明确结论.本文在梳理和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1年15个重工业行业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产能利用率与市场集中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产能利用率和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产能利用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一结果对于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的比较

为了分析中国式分权下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本文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进行补贴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首先区分了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与产能补贴,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市场效率导向"型或"辖区GDP导向"型时的体制性产能过剩、社会福利和企业自生能力。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地方政府的产量补贴,还是地方政府的产能补贴,都会使得企业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为"辖区GDP导向"型时,地方政府对辖区GDP的重视程度与整体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中央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规则,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既要考虑社会福利效应,也要考虑企业的自生能力效应。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

"产能过剩"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而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越治理越严重。但在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产能利用率更为科学,对产能过剩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界定和具体的统计上,产能利用率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数据的充实使得产能利用率统计得到了改善;在产能过剩产生原因上,主要侧重厂商竞争博弈等微观形成机制;从经验事实看,"长期产能过剩"表明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对于产能利用率,更多的作用是宏观景气的预警功能。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恰当的测度和较为可信的统计数据,现有的数据存在问题;第二,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被过度强调了,存在着扭曲的可能;第三,在形成原因上,主要是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需回归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功能;第五,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者并没有充足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强;第六,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上,更多地需要健全价格和利益机制,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督体系。     

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及去产能政策建议

“去产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歼灭战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产能明显过剩,大量僵尸企业占用人财物等各类资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拦路虎”.2014年,我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为78.7％,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多个行业已经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而且存在恶化趋势.化解过剩产能应拓宽思路,优化激励机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严控新增产能,抓好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两大关键问题.     

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绩效管理研究

被管理者在绩效管理执行中采取非合作博弈形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因其所获取的收益大于非合作博弈所需承担的各种成本支出，以及与此相关的监督查处概率较低，从而诱发了它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利益冲动。而成本支出与概率的大小从根本上又取决于现行的绩效管理制度是否完善。正是由于绩效管理中约束性制度尚存在着种种缺陷或约束力不强，才导致了被管理者的对策行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合作博弈架构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互利共赢条件分析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迅猛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各国争夺市场、资源以及能源的重要手段。首先借鉴合作博弈模型提出3个命题,讨论分析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充分条件,其次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测度中国—东盟的贸易互补性,从而获取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必要条件,再次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考量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约束条件,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新常态下的要求、路径与对策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工业产能过度投资和低效利用的现状,越来越不符合我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未来产业发展必须适应并引导新常态,围绕"构建企业理性投资、高效利用产能的长效机制"的中心目标,深化相关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规范投资秩序,为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并借助对外产能合作,带动国内优质产能实现全球高效配置。从而,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需求冲击下的产能过剩: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了需求冲击下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现有的文献没有考虑需求冲击引致的需求不确定是在博弈中哪一阶段实现的,也没有考虑需求冲击引致的需求不确定影响的是政府决策还是厂商决策,抑或是同时影响这两个决策。本文把上述两个因素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不管是当只有政府面临需求不确定时,还是当厂商和政府均面临需求不确定时,抑或是在政府进行补贴决策和厂商进行产能决策面临需求不确定时,政府补贴都会引起体制性产能过剩,而且政府补贴的力度越大,体制性产能过剩越严重。第二,当只有政府面临需求不确定时或者当厂商和政府均面临需求不确定时,市场竞争会导致厂商出现产能过剩。第三,在政府进行补贴决策和厂商进行产能决策面临需求不确定时,只有当已实现的市场规模较小时,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而当已实现的市场规模较大时,则会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     

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跨期动态决策过程,传统效率评价方法(非参数前沿面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只应用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计算效率值,而忽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跨期经营活动,从而可能错误估计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为此,本文拓展了Tone&Tsutsui(2010)提出的DSBM模型,采用基于冗余的DSBM模型重新测度了中国省际工业产能利用率。研究表明:(1)静态DEA方法与动态DEA方法测度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静态方法由于忽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倾向于低估产能利用率、高估产能过剩以及产生产能利用率过度波动的假象。而本文动态方法测度的我国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68%,确实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基于注册类型、轻重行业以及规模的动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产能利用率;大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中小规模企业。(3)东部地区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现象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以及规模层面均存在,说明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开放程度以及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可能是解释产能过剩地区差异的终极原因。     

基于非合作博弈的期货市场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方法,通过建立非合作博弈模型对期货市场多空双方的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分别就完全信息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美信息博弈三种不同的博弈环境,讨论了多空双方在不同的市场形势下的行动策略、博弈的均衡及结果。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博弈环境下,无论是均势市场、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资金和信息对于期货市场多空双方的博弈策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此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为了获得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建立期货投资基金,形成博弈联盟是一种有效的博弈形式,以此为基础的合作博弈分析方法是分析联盟博弈的有效方法。     

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研究

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年党和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现阶段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具有涉及领域多、负面冲击效应大、成因复杂、化解产能过剩难度高等特征。通过对近年来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实施效果进行梳理,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应该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转变政府干预方式、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产能过剩治理研究

(一)产能过剩原因与机理分析。1.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原因:(1)产能过剩标志着中国第三个增长周期的结束。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看,2008年后出现的低增长,是中国经济自身周期调节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叠加效应。目前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周期的因素,也有2008年以来刺激经济留下的后遗症。(2)产能过剩与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有关。(3)产能过剩与我国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能力不强有关。2.中国产能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过度使用政策杠杆,形成了政府大于市场的"政府价格信号"。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过度使用各种经济政策杠杆,大幅降低了投资要素价格,政府创造的价格信号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重要调节信号,使许多投资不是依据市场信号,而是依据政府价格信号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产能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3.逆向激励的政绩考核机制,成为过度投资的内在动力。经济"追赶"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中国的首要发展要务。尤其是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中央政府始作俑,每层级政府都为下级政府,制定一套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打造出一种竞争性干部晋升机制。加之,大力发展更能带来GDP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从而为产能过剩的异军突起埋下体制伏笔。可以说,这种GDP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推动"经济赶超"的同时,对行业产能的过度膨胀产生了巨大的逆向激励作用,即引致不断加剧的产能过剩。4.扭曲的财政体制,导致政府行为经济人化,是政府盲目追求投资的深层原因所在。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对政府财政的捆绑。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抑制不住的负债投资的冲动,根源于两大原因:一是外部的因素,即缺乏刚性约束的金融融资体制和政府负债的管理体制;二是内部的原因,房地产催发的土地财政收益的驱动,使政府行为经济人化。在现有土地财政带来巨大吸引力下,政府变成了以实现土地增值为目标的经营,由公共人角色,变成了经营土地资本、追求土地收益最大的经济人。5.从经济系统看,产能过剩不是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系统危机的先兆。不能以一般产品过剩的标准,来判断房地产过剩。房地产具有的虚假繁荣掩盖其的过剩,往往使我们忽视它危机。把产能过剩放在经济系统去考察,产能过剩只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夜的前兆。房地产泡沫是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化解房地产泡沫是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的关键。(二)以长短结合、内外兼治的思路化解产业过剩的对策。1.总体治理思路:围绕四个主体进行标本兼治。政府是宏观上推动产能过剩的宏观主体。市场是经济系统周期性调节形成产能过剩的客观主体。企业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终端和微观主体。员工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利益主体。上述四个主体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着力点和路径,按照长短结合、表里兼治的思路进行,是课题组研究治理产能过剩的主要思路。2.短期治理对策:以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应急式治理。治理产能过剩,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启动对已经"大出血"的经济系统进行应急治理。遏制住产能过剩、投资盲目扩张的势头。围绕短期应急治理,需要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和严格利用法律手段。一是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妥善处理在建违规项目。二是清理整顿建设违规产能。三是要进行点对点的分业治理。3.长期治理对策之一:给"高烧病"经济系统降温。从中医系统辩证思路诊断中国经济系统,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多种因素导致经济系统"高烧病"的结果。要从宏观、系统上为中国经济高烧病降温。(1)战略降温:调整大力热推的城镇化战略。需要把热推的城镇战略调整为降温、整顿、稳步发展的城镇化战略。(2)系统降温: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整个系统降温,为中国经济过冬做好准备。(3)预期降温,中国需要有限市场化的房地产管理模式。让中国房地产回归消费品角色、弱化其资本属性,强化房地产行业的福利性质、弱化其盈利性。4.长期治理对策之二:把纠正政府行为经济人化上升为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一是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弱化地方政府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二是加大地方政府负债管理和政府融资体制改革。三是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制。5.长期治理对策之三: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化解产能过剩。(1)推进价格改革,发挥市场价格在化解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的作用。(2)大力促进科技创新,推动过剩产业整合升级。(3)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推动产能过剩产业生态化、节能、绿色发展。6.长期治理对策之四:利用国际市场化解产能过剩。(1)通过海外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以带动我国技术和设备出口。(2)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以商品输出方式对外援助,以消化过剩产能。(3)如果是信贷援助,应设立"定向采购"绑定方案。(4)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将过剩的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7.长期治理对策之五:制定应对经济系统危机预案。(1)要关注与产能过剩相关联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系统风险的应对预案。(2)要研究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系统经济危机之后应对预案。(3)要研究淘汰落后产业、压缩产能过剩,形成连锁反应带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