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经济具有独特的增长模式,其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本文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解释了这种模式赖以产生的基础。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为了防止效率低下的金融部门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引入纯粹金融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成为了必然。与此同时,本国金融部门也将持有一个规模逐步扩大的外汇储备。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是统一的。尽管其中的机制有别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但是,“中性”依然应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较快,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年均下降0.86个百分点,结构转换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但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还很明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还很艰巨,今后,应站在城乡统筹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从两个途径采取措施,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目前也将是今后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9年的相关数据,并分成两个子样本,对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就越强。     

资源约束、利润转移与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资源问题

自然资源短缺与人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2003年以来,以投资高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导致资源与原材料进口数量激增,价格大幅上升,利润由生产环节向资源供给环节转移,从而使中国经济高增长出现内部效应递减与外部效应递增、GDP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弱相关的不经济增长现象。这表明,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GDP增长应以社会福利水平相应提高为主要目标,而其前提是,加快政府职能转换与完善市场机制,加强资源深度开发与高效利用。     

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换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度量了劳动的投入，并利用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国民经济的贡献。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是中国深化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而劳动力转移主要受国家制度、政策、教育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和资本密度的影响。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地区保护和户籍限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对劳动力转移的传统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阻力。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是中国很多地区贫困的根源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实证分析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而是城市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就业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源泉。     

中国的金融发展、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证明:银行虽然将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但是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合法的国有企业改制,和不合法的国有资产流失等形式的资金漏损,使得银行信贷资产从国有企业手中转移到民营企业手中,提高了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拨改贷"使得银行贷款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银行贷款的偿还压力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制,而政府出于保护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需要也会催促国有企业加快改制.本文的结论为财政、外汇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为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次序提供了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该文创立一个新的分析体系并用此来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源泉,传统的索洛方法只包括投入与技术进步两方面内容.我们创新地引进结构调整作为第三个增长的源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调整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即通过将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生产上.我们还发现资本投资在对农业生产及乡镇企业的回报率比在城市要高许多,表明在农村地区缺乏投资.另一方由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因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跨部门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对提高整个经济效率将会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本文创立一个新的分析体系并用此来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源泉,传统的索洛方法只包括投入与技术进步两方面内容。我们创新地引进结构调整作为第三个增长的源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调整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即通过将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生产上。我们还发现资本投资在对农业生产及乡镇企业的回报率比在城市要高许多,表明在农村地区缺乏投资。另一方由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因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跨部门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对提高整个经济效率将会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本创立一个新的分析体系并用此来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源泉，传统的索洛方法只包括投入与技术进步两方面内容。我们创新地引进结构调整作为第三个增长的源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调整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即通过将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生产上。我们还发现资本投资在对农业生产及乡镇企业的回报率比在城市要高许多，表明在农村地区缺乏投资。另一方由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因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跨部门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对提高整个经济效率将会有决定性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出发,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跨期模型来揭示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5—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由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较低质量的劳动力只能在传统部门从事生产,这不仅不利于传统部门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也减少了进入现代部门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中国1978-200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岭回归的模型和实证分析创新性地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改革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而城市服务业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正规工业部门和建筑业的发展虽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较弱.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得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选择.     

劳动力比较优势、贸易利益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数据

本文通过对1990-2004年我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IRCA)进行测算,并利用测算结果对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十五年间,我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从比较优势已经转变为比较劣势,显示出我国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资源匮乏的局面;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上逐渐显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始至终都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已经开始呈现弱化的趋势。第二,简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长期经济增长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贸易利益损失,也就是说,劳动力要素的福利会使经济增长出现恶化的趋势。我国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贸易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要协调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建立国民创新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     

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增长

当前,经济结构变动剧烈,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不仅对我国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大影响,也迫使我国及区域经济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本文拟就以宁夏银川市城郊经济发展状况为例来分析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积累了知识,并在流动中使之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农民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依托特有的流动方式得以延伸,降低了农民获取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在城市生存的交易费用."农民工"的非正规学习及其知识普及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成为中国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1990年以来 ,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 :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 ,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逐步升级。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由工业化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由低价工业化到高价城市化的转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资金流程与资本形成方式的变化 ,一方面引起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挑战。通过政府体制、金融体系和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完善资源配置方式 ,将是应对挑战、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     

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是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实证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揭示了我国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     

延迟退休年龄、代际收入转移与劳动力供给增长

本文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家庭内部存在代际收入转移和家庭生育时表现出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的背景下,利用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文章提出并检验了家庭代际收入转移程度受经济因素影响的假设,发现延迟退休年龄通过这一渠道影响了家庭生育时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对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如果相对于质量,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重视程度较小,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将降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率,提高质量的增长率。反之亦然。这意味着评估延迟退休年龄在长期下是否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不宜只关注于数量或质量一个维度变化,而应综合二者可能存在的异向变动。     

劳动力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户籍改革视角

全国农民工增速的放缓导致城乡劳动力配置改善的速度下降,日益突显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户籍改革的地区差异和筛选作用如何通过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户籍改革的地区差异和筛选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消除地区差异能增加33.51%的经济总产出;尽管降低除一线城市之外的落户门槛不利于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改善,但能增进社会福利。     

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中国入世之初恰逢全球经济衰退，如何摆脱这一不利影响，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基于当前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特点，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以及增加就业等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