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区:富有吸引力的投资措施

中国自贸协定有关投资的内容存在几种情形:中国与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自贸协定是把货物贸易与投资的内容同时谈判,在一个协定中作为一章同时签署;中国与东盟、智利是先后单独谈判签订投资协议,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规定,把中国-东盟的投资协议经必要修改后纳入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成为该协定的一部分;中国-哥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中国自由贸易区：富有吸引力的投资措施

中国自贸协定有关投资的内容存在几种情形：中国与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自贸协定是把货物贸易与投资的内容同时谈判，在一个协定中作为一章同时签署；中国与东盟、智利是先后单独谈判签订投资协议，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环球资讯

<正>欧委会启动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新华社消息,欧洲理事会近日正式授权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国家启动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该授权包括两部分,一是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成员国代表决定授权欧委会启动谈判,二是关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内容的"指令"。根据"指令",该协定将涉及投资保护与中欧对彼此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改善。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投资协定协调问题研究

投资协定协调是国际财政制度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协定协调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协定协调的现状及差异性，分析投资协定协调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定协调提供借鉴。     

欧盟对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诉求研究

本研究通过分析《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国际投资政策和实践,揭示了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对中方的两方面主要诉求,即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提出了四方面应对措施:一是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二是使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跟上中美投资协定等谈判总体步调;三是积极回应欧盟方诉求,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四是突出进攻利益,研究制定中方诉求清单,灵活推进谈判。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国际投资的政策趋向与未来前景

一、国际投资政策发展的最新趋势 近年来，双边、次区域、区域及多边投资协定迅速增加，全球平均每周就有3项此类协定诞生。截至2005年底，全球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总数分别达2459项和2758项。此外，越来越多的自贸区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双边合作协定也包含与投资有关的内容。此类协定已达232项。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承受力分析

在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能否承受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承受，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从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对我国产业潜在影响范围分析，并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了我国能够接受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研究结论，其对目前我国参与的多边、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热点

正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完成文本谈判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问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尤引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谈成一个高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2014年以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规定强化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意义,并为文本谈判指明了方向;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进行,为中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重塑中由被动转向主动提供了机遇。2014年1月、3月和6月的三轮中美BIT谈判开始文本谈判。本文就中美BIT谈判新阶段的两大重点问题,即文本内容确定和制度调整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在核心条款方面的谈判建议。制度分析是研究中美BIT谈判不可或缺的一环,中方必须充分研究美方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点,了解其背后的利益角力,否则,将很难彻底摸清对方的要价,容易使谈判原地徘徊。中国要从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角度来审视谈判,在"以开放促改革"总体思路下,审慎推进,并平衡各部门的利益冲突。     

双边协定中的外资待遇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给外国投资者创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已陆续与瑞典等80个国家签定了双边投资协定，以换文的形式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投资保证协议。笔者认为，在这些保证协定中，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是整个投资保护协定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