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湖北省武汉市外来农民工给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配偶是否留在家乡、退休后是否返乡、家乡的房产、失业时农村家庭的经济援助以及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等对汇款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农村家庭更注重横向关系,而非传统的纵向关系。农民工汇款既有利他动机,也有利己动机,但又并非两者单纯的折衷模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更隐蔽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这才是影响农民工汇款行为的根源所在。     

农民工回乡建房的事件史分析——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

本文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民工回乡建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回乡建房的总体发生概率为46.91%。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生存时间"里回乡建房概率比老一代农民工家庭高,被视为是"逆城市化"的行为或已在我国悄然发生。而建房前家庭外出人口占比越高,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就越低,因此鼓励举家迁移更有利于农民工优化城乡住房配置。城市失业风险越大,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也越大,反映出农村住房是农民工应对风险的保障。而"建材下乡"补贴的建房鼓励政策对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解决农民工城乡住房矛盾,建议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满足农民工基本的建房用地需求,引导农民工依法合理适度建房。     

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中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汇款只能部分补偿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前后家庭规模的变化,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对农户留守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当前,在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输出地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思考和重视。     

外出劳动力汇款决策机制:主动抑或被动

本文以广东深圳为研究区域,结合2013年的调研数据,采用Tobit模型,探索外出劳动力汇款决策机制,结果发现:从外出劳动力的个体特征来看,男性劳动力和家中没有责任田的外出劳动力更愿意向家里汇款,是诱发外出劳动力汇款行为发生的一大因素;从外出劳动力的工作环境来看,培训因素、工作稳定性是导致外出劳力主动汇款行为发生的原因,而社保、劳动合同以及提供住房则是导致外出劳力被动汇款行为发生的原因;从外出劳动力汇款的实际特征来看,打工的月收入越高和用于家庭储蓄的汇款更有可能导致外出劳动力主动汇款。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福建省农村家庭及其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论述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有显著的影响,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较高,成长中的核心随着家庭户主的年龄逐步增大,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几率在减少。对于成熟的核心家庭,子女已经成为劳动力,子女外出务工的几率增大,因而整个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又增大,而扩大家庭正好处于两者之间。     

回流意愿、居留时间与农民工汇款——基于广东用工企业的调查

文章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研究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无回流意愿农民工;有回流意愿农民工和无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动机有较大差异,有回流意愿农民工汇款的利已动机更强,而无回流意愿农工汇款更多的表现为利...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依据四川省农民工留守家庭及其流出地调查对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留守家庭内部的特征、外出农民工与家庭的联系以及流出地经济社会状况对农民工回乡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引导劳务输出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依据四川省农民工留守家庭及其流出地调查对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留守家庭内部的特征、外出农民工与家庭的联系以及流出地经济社会状况对农民工回乡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引导劳务输出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汇款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HIPS2008的微观数据

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S2008),对我国农民工汇款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使用一年中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地生活月数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偏误,结论通过了较为严格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工绝对汇款额与其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小幅降低了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绝对汇款额对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高于收入带来的边际效用,即使控制了人均汇款额和相对汇款额,汇款依然降低了主观幸福感水平。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和创业选择,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返回,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家庭经济状况、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对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那些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外出务工时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参加过技能培训、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其创业意愿更强。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本文还发现,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外出务工意愿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初对2036名河南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约1/3的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受影响最严重,机械制造、电子电器、纺织及建筑行业农民工受影响最深,大龄、男性或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受影响较重;在失业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是否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数及对生活担忧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性别、婚姻及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显著影响。     

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实证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对四川省返乡农民工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外出务工时间以及与企业签订合同的状况对其选择继续外出务工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和河南的调查数据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实质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本文基于江苏和河南两省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劳动力外出将务工收入用于机械投入而部分替代了外出务工导致的劳动力约束,因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粮食作物的种植概率和种植比重无明显影响,只有当家庭多数成员外出务工时才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积极性;虽然劳动力务工所得收入对劳动力流失有一定补偿作用,但这种补偿作用仍不能完全替代劳动力流失对种植结构的影响。进而提出促进农机补贴、提升农民尤其是户主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风险规避、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的重要因素,而风险规避与社会资本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考虑这一相关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影响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和家族是否有祠堂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民工的风险规避程度,并将两者同时引入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全国8省24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风险规避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强的农民工,其务工距离越近;外出务工具有"同群效应",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越高;家族祠堂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家族有祠堂的农民工倾向于远距离务工。     

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2003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农村地区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该制度在异地参与与就诊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政策,使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迁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出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该制度对农民工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农村劳动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使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3.52%。同时,对于已经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显著增强了其返乡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该项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速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