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夜间经济与家庭消费

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的移动支付和金融可得性对于消费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本文在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机制路径基础上，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三期微观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家庭消费总支出，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经济预期和经济现状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机制研究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家庭消费的新机制，其具备的延时效应、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对消费有着多重影响。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信心，不仅要挖掘数字技术在拓展消费场景、驱动供需匹配和支持夜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信息红利，还应将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民生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好金融“活水”在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风险平滑：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考察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风险平滑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和农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既提高了居民家庭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风险分担的能力,也提高了居民家庭的自我保险能力;这两方面机制共同提升了居民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然而,传统的银行信贷并未显著改善家庭的风险平滑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2018年CGSS数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家庭碳排放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研究其是否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核算家庭碳排放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与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家庭进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生存型消费,使得家庭碳排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对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影响越大;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正向作用,但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却没有影响;对东部地区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城镇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家庭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引导居民低碳消费,鼓励数字普惠金融更深层次、更加平衡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普惠、收入阶层与中国家庭消费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金融发展似乎并未发挥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金融普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过区分收入阶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家庭消费,家庭之间的消费差异有10.58%可由社区之间的金融普惠差异来解释。进一步地,金融普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且不同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等收入家庭、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小。最后,渠道分析表明,金融普惠通过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消费,而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本文为充分发挥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工具。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传导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产品，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中呈现非线性关系，能有效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显著缩小区域内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在政策制定上，需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各省份之间的渗透性与融通性，加强省份之间数字普惠金融资本、信息、人才等流动互通，同时完善多元政策监管体制，防止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是衡量农户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源和无数冲击后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在运用高阶条件矩测算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其中，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是作用机制之一。最后，从继续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及社会资本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区域竞争性视角,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分析框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首先通过激活主产区农业竞争性要素市场,提高主产区农业资源配置水平,促进主产区农业差异化竞争与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效应;其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直接作用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主产区农业产业的现代演进,推动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主产区农业的广深化与绿色化功能,是新时期加速推动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我国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且该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民金融素养及传统金融支农水平在其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支持作用更明显。因此,应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速农村数字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鼓励数字普惠金融与“三农”融合发展,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突破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困境的关键。既有研究极少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且绿色创新效率测算尚存缺陷。采用MinDS模型解决前沿面上投影点选择不合理的问题,测度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利用2011—2018年的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视角就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对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虹吸效应;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并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激发绿色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正规信贷获得?——来自CHFS的证据

2016年G20峰会提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理念,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正规信贷获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缺乏正规金融服务的"长尾"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和2017年的数据,结合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Probit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家庭正规信贷获得,该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支付渠道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特性尤其显著,主要是提高了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低收入人群、女性群体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先加强移动支付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更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服务欠发达的状况。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乡村振兴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省级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并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视角探讨了农村居民消费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作为乡村振兴分项指标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对生态宜居不存在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优化消费结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