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制度环境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基于金融集聚的制度影响因素考察视角

文章基于金融集聚的制度影响因素考察视角,结合制度金融学理论,从"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制度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测算出中国省域制度环境指数,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考察制度环境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中国制度环境的总体差异呈继续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空间非均衡局面的首要原因;中国制度环境整体不断得以优化,但绝对差异进一步扩大,多极分化问题突出.     

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

选择熵权综合指数法测度中国的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考察环境治理绩效区域差异的来源,利用Markov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2010—2020年,中国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差异在研究期内逐渐扩大,地区间差异是导致环境治理绩效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整体的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表现出由低水平、中低水平向中高水平、高水平逐步发展的态势。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及述评

营商环境评价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已稳步进入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构建阶段，并以多重视角应用于中国各地区，但目前的营商环境综述或营商环境评价综述大多从整体框架对其进行述评，对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关注不够。对营商环境的概念与内涵、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在中国特色背景之下，以国务院“十三五”规划纲要划分的营商环境四个维度——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作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要素，然后依据该要素对已有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分类，总结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以期为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使用熵值法评价中国8大经济区和30个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并采取聚类分析、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马尔可夫链等方法对数字贸易动态演进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2013年到2020年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数字贸易发展位于领先水平;全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分化现象,8大经济区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空间异质性,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8大经济区的区域间差异,并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攸关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基于对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梳理,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省份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分析。按照“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的原则,本文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市场、政务、法律政策、人文”四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借鉴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确定二级指标和相应权重,构建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呈现出层次化特征,且在营商环境的子环境发展的均衡度上存在差异,七大区域在营商环境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研究结论为省级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也为后续探索宏观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与效应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

本文在把握金融科技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算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σ收敛和时空β收敛等方法分别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逐渐走低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呈自我强化态势；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σ收敛特征；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时空β收敛存在明显差异，东北呈发散特征，西部、东部和中部的收敛速度高于全国收敛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

在一个非均衡发展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的差异都会造成不同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上的差异。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影响，中央政府在对外开放、财税、金融等制度安排的区域差异是造成的区域经济环境差异的原因。换句话讲，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在理论界对农村消费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基本面进行分析,建立指标体系,设计出9个指标对农村居民消费区域进行分类,目的是为了研究并说明不同消费区域之间农村居民消费的实际差异程度,所使用的计量分析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对分类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为寻找到区域间差异产生的原因提供分析研究的平台,为研究农村区域竞争力省际比较提供了定量支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效果评估提供参考。     

安徽省省会经济圈创业环境的实证分析:以GEM框架为研究视角

利用GEM专家调查问卷数据,本文对安徽省省会经济圈创业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合肥市与六安市在金融支持、研发转移、市场机会与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巢湖市与合肥市在政府政策、教育与培训、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巢湖市与六安市在金融支持、教育与培训、研发转移、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当极力促进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的互补与合作,以发挥省会经济圈在加快安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服务化——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目前缺乏在宏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有关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制造业服务化之间作用机理的多个假设。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的服务化;(2)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服务化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3)营商环境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4)非国有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区域风险投资环境的动态评价

首先探讨了区域风险投资环境的一般特征，并建立了一套区域风险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根据区域风险投资环境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性特点，给出一种动态评价方法。     

区域经济圈规划战略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衡阳市“西、南、云、大”为实证研究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济理论为设计思想,对SEA指标及其功能、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构模型进行了分析,并对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进行了探讨。应用上述理论,建立了衡阳市"西(渡)南(岳)云(集)大(浦)"半小时经济圈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     

安徽省省会经济圈创业环境的实证分析：以GEM框架为研究视角术

利用GEM专家调查问卷数据,本文对安徽省省会经济圈创业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合肥市与六安市在金融支持、研发转移、市场机会与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巢湖市与合肥市在政府政策、教育与培训、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巢湖市与六安市在金融支持、教育与培训、研发转移、有形基础设施和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当极力促进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的互补与合作,以发挥省会经济圈在加快安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进及空间机制分解:1952-2012

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众多社会问题的实际,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时间演进为序,在结合宏观政策变动的基础上,利用俱乐部收敛与莫兰指数测算法对我国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发展现状、变动状况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并以空间机制为研究视角,对导致我国区域差距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排名是依据世行标准计算所得的数据和排名,无法完整反映中国的营商环境现状,更不能引导未来优化方向。因此,该指标只能作为优化中国营商环境的参考,不能作为中国评价和建设营商环境的基础。中国若要建立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即涵盖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这四个支柱的全领域、全要素营商环境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新指标体系为蓝图,优化提升中国营商环境,从而切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考虑创新能力累积效应和FDI时滞性的基础上,利用1993-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且通过对东、中、西部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是很显著;FDI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益不具有显著性;FDI对东部地区的外观设计、中部地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各种层次的创新能力均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