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     

湖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湖南省2008—2018年县域行政单元农业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与面板Tobit回归模型，结合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湖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整体处于中等效率水平；空间变化呈现自西向东递减、自南向北递增趋势，且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来看，除2009—2010、2015—2017年外，湖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相关特征和波动性空间集聚现象；从局部空间分异来看，处于空间正相关的县域的数量在研究期内逐年下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集聚性呈现递减趋势。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空间上有明显的向邻接地区扩散的趋势；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南部和西部地区。(3)不同尺度的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其中，农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口数量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负影响，GDP和城镇化率对农业生态影响在不同尺度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笔者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因子并构建理论模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以及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选取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东道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首要因素,但东道国通过专利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空间收敛视角下中国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演变特征

利用收敛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区2006—2016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差异的演进特征进行定量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结果表明:(1)无论是全国层面、区域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研究期内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2)除东北地区外,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差异表现出σ收敛特征,σ系数在考察期内都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地区分布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北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不存在条件β收敛;(3)土地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变量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收敛过程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4)应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确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重要参照,通过规划约束、市场引导等抑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无序扩张。同时探索城市存量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和方法,指导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及新增建设用地空间配置。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农业经济增长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构建物化技术进步的农业生产函数，探究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运用1978—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业集聚机制。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并趋向于完全由农业资本存量变动主导；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存在最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决定的最优农业经济增长路径；现实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最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还存在明显差距，提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仍有可观空间；在中部地区、平原丘陵地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地区、非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规模或农业资本存量较高地区，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有利于增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并不会显著改变两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特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研究

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尚未显现,但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本水平、与东道国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政府支持研发力度等表征母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能够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分地区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并且除金融发展水平外,其他吸收能力因素均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先进技术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内的显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未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未显现,除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外,其他地区吸收能力因素均未对本地区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质量测度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在建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质量进行测算,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研究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2014—2020年,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质量逐渐提升,在空间上表现出“东—中—西—东北”阶梯递减的特点。乡村消费占比、劳动效率、农业总产值增速等是驱动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文章最后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集群化发展、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联动机制、创新发展多类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

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统计和地理加权回归对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区域性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区域,低值区集中在西南部地区。2000—2010年,区域间乡村转型发展相对差异减小,但空间差异格局固化。2乡村转型发展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经济及社会变化的综合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投资带动是主要驱动力,耕地资源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制约性不显著。3经济社会因素对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强度存在区域差异,工业化、城镇化对东部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推动作用高于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对平原地区和西北部畜牧区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4应根据乡村发展基础和转型态势,制定区域差别化的措施和政策,改善区际协同环境及完善城乡互动机制,尤其提升中西部乡村地区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区域响应能力。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随着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提升,该正向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变化态势;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据此,提出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OFDI政策,以期驱动区域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加权法进行测度,并借助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时空跃迁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呈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数字经济整体上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较难实现跃迁;全国及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因素可加速其收敛,收敛速度呈东部、西部、中部地区依次减弱。     

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建立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测算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方法，探讨2007—2017年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10年来，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大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2)研究期内，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维指数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但绿色生态指数呈现反向递增的空间格局；乡村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低值集聚区分布在苏北地区。(3)经济发展、农村人力资本含量等对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城镇化、工业化以及财政支农力度对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乡村绿色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乡村绿色发展但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创新环境影响因素

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缩小区域创新差距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探明区域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构建富有特色的区域创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运用DEA方法、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了中国2001—2015年的区域创新效率及区域差异,利用NICH指数和Hurst指数进一步分析各省份创新效率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借助Tobit模型分析了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中国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1—2015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减,2013年后出现明显的交替节点;②中国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差异趋于收敛。其中,总体差异主要由地带内差异引起,且地带内差异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地带间差异仅占总体差异的1.96%;③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由分散趋于集中,其中,东部各省市的创新效率分布比较稳定,中西部地区均衡化趋势明显,创新效率“东—中—西”的分异格局逐步弱化;④未来,中国区域创新效率“西—中—东”递减式空间布局将得到延续和强化;⑤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金融市场和创业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效率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但各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采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测度2004—201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与5类细分行业集聚水平，采用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分析高技术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集聚中心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方向移动，集聚范围不断扩展，集聚水平呈下降态势，但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始终高于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主要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始终呈“沿海型”集聚分布；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集聚水平呈著提高；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集聚水平明显下降。最后，提出应从加强对高技术制造业转移与承接的引导、积极促进中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东北非地区（即MENA地区）的20个国家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FGLS估计方法，实证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政治制度距离与中国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直接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经济制度距离并不是影响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3)法律制度距离会显著反向影响中国在MENA国家的直接投资且其影响程度最深；(4)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投资并不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但劳动资源寻求型动机与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较大，风险规避意识较强，市场规模对于中国在低收入水平的MENA国家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对优化中国在MENA国家的投资提出加强制度共建、投资多元化等政策建议。     

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南北方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口南北空间分异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以1982—2020年5期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南密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南方地区一直保持着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2)研究区人口分布的总体差异不断拉大,南北方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其中南方地区内部差异比北方地区小,但上升幅度较大。(3)研究区人口具有向南迁移扩散的趋势,且人口密度变化的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少部分区域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优势显著。(4)人口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地区差异分析

房地产投资不均衡对房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将泰尔指数用于房地产投资的地区差异的分析,重点考察了1991—2007年东中西部房地产投资的差异及其分解,认为,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地区差异比较显著,变动趋势呈M型分布;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但重要程度在不断下降。同时,还初步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不均衡成因解读

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呈现出明显不均衡性,即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占据流量和存量的极高比例,发展中国家次之,发达国家所占比例最低,但该数据并不能反映我国直接投资资本的真实目的。我国与相关国家、地区金融、税收和企业管理政策的差异,以及目前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导致了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呈现出以上特点。近期国内税法的调整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可能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幅度不会太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水平型投资的研究

本文在异质性水平型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资本需求构建出适宜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区位分布的理论模型。使用2003—2009年中国对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FDI存量数据的经验分析支持模型的相关预测,即中国FDI存量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贸易成本高,以及FDI和出口的固定成本差异程度小的国家和地区。估计结果在子样本分析和各种检验中均保持稳健。     

产业链韧性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提升产业链韧性水平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科学界定产业链韧性内涵和特征基础上，构建包含产业链基础、产业链抵抗力、产业链恢复力、产业链可持续和产业链引领力5个维度的产业链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利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Dagum基尼系数、空间收敛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区、市)产业链韧性水平展开统计监测。结果显示：全国产业链韧性水平呈递增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产业链抵抗力和产业链引领力亟需进一步提升；三大区域产业链韧性水平存在显著梯度差异，表现出“东高西低”空间格局；区域差异分析表明，样本期内，全国产业链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先降后升“U”型特征，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收敛性分析表明，全国及三大区域产业链韧性水平具有绝对β收敛及条件β收敛特征，即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等系列影响因素后，产业链韧性水平将随着时间推移收敛至同一稳态水平。本文科学测度了我国产业链韧性水平，为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稳定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邻近、地理等三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扩散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符合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与布局，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不同水平的数字经济地区进行宏观调控，形成以技术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合理化区域研发投入差异，助推区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