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水平测度

普惠金融具有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成本可负担性、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等特征,对于实现贫困减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一定成效,普惠金融重点领域需求持续增加,供给也在逐步改善,普惠金融整体发展环境良好。但我国普惠金融整体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并没有实现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普惠群体金融知识教育,鼓励金融机构间合作,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加强普惠金融政策引导,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完善监管体系与征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是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本文采用了2011年-2020年陕西省面板数据,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相结合,剖析前两者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概括地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桥梁。为此,要加快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科学发展方向,加强数字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     

环渤海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20年环渤海经济区内五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可以有效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减小,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则相反,但其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发生率。因此,应采取措施增加落后地区人均GDP的增长水平,早日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实现经济区内城乡共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传导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创新产品，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中呈现非线性关系，能有效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显著缩小区域内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在政策制定上，需要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各省份之间的渗透性与融通性，加强省份之间数字普惠金融资本、信息、人才等流动互通，同时完善多元政策监管体制，防止数字普惠金融过度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也是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要保障。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并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分别检验,发现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同样呈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覆盖广度则始终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鉴于此,各地应努力改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条件,消除消费者适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软硬件”约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跨区域协同发展,助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就业水平提高,但存在城乡、企业和区域异质性。城乡视角比较,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就业水平的影响更大;企业视角比较,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私营企业就业水平,且对小微私营企业的影响比大中私营企业更显著;区域视角比较,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省份就业影响更显著,而中西部则不明显。基于此,政府部门应加大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加快完善数字化征信系统、持续布局数字新基建,以此缩小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的异质性,提升整体居民就业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述评

历年来,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始终为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来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根据我国国情现实,金融扶贫必不可少,同时,金融扶贫也是我国加快脱贫的有力手段。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会随着金融扶贫而得到极大的改善,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自带减贫属性,而其能否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文章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其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的分析和实证检验进行文献综述,旨在充分了解其研究现状,并明确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减贫效应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广东省20个市2013-2017年的数据测算泰尔指数,用以衡量收入差距,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     

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对高分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可通过缓解一级数字鸿沟及二级数字鸿沟,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新型城镇化的单重门槛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农村数字新基建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果研究——基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视角

进入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强化后抑制的变化趋势;数字经济会通过沟通成本降低的城乡融合效应、农业技术进步的乡村振兴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替代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对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证明,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压力不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应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利用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来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效应;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培育统一、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支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制定针对性政策。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不平衡性与成因探究

本文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视角,采用Theil指数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并利用QAP方法探究其成因。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呈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是其空间不平衡性的主要来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基础和数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是影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它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决定因素,而城镇化则构成了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决定因素。为促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应客观对待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性,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