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动机和收益

我国城市工业用地供应量较大,地价偏低和低效利用是城市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和集约用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探讨地方政府"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动机的基础上,重点对地方政府供应工业用地的收益进行定量分析,以北京、成都两地为例,采用报酬资本化法测算得到工业用地的长期收益是出让地价的几十倍之多,出让工业用地的综合收益是住宅用地综合收益的两倍之多,地方政府提高工业用地地价和减少工业用地供应的动力不足。应从解决工业用地供应和需求动力的问题入手,通过经济手段和自上而下的管理全面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和土地闲置成本,压缩寻租空间,减少工业用地的相对需求量;修订工业用地标准,改革供地制度,提高工业用地建设强度和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城市化质量提升视角下的土地财政与城市产业发展

土地财政与城市不同产业之间关系的差异，都有可能对城市化质量产生不同影响。利用2009—2020年全国100个重点城市面板数据，分别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与城市工业、服务业，以及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土地财政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对城市工业有推动作用，而对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存在相同的促进作用；土地财政通过出让住宅类用地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土地财政通过促进工业、房地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化的综合水平，但也给城市化质量提升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未来应促进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提高工业用地产出效益；推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推动土地财政转型。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初步研究——以安徽省良玉村为例

以安徽省良玉村为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地价内涵、估价方法、地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从6个方面选取了影响土地价格最为密切的17个因子,采用层次分析法定级,其定级综合分值位于0.35—0．65之间,土地等级被划分为四个,主要评价单元属于二级水平。考虑集体建设用地的特点,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市场比较法计算样点地价,并采用平均值法分别确定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的基准地价。结果表明：对于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一级土地和二级土地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大,其余各级土地之间的地价差异依次递减,表明土地质量越好,价格反映越敏感。同级土地价格变化范围的差异：商业用地价格级差大于住宅用地,住宅用地大于工业用地,表明与城镇建设用地相同,集体建设用地地价对土地质量敏感性的反应也是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     

房价、创新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系统分析了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房价影响创新投入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房价上涨的趋势下，创新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房价水平下的作用机制差异，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及我国200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创新经费投入与创新人力投入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房价的提高会抑制创新经费投入及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且房价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房价的上涨，创新人力投入受到的抑制效果逐步增强。（2）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房价单门槛效应，随着房价门槛的跨越，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3）根据3个门槛值对各省份的房价进行四阶段划分发现，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已经跨越第一门槛值，此时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此外，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跨越第三门槛值，即房价最大程度抑制了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4）分区域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全国样本的结果大体一致，但东部地区存在明显不同，表现为该地区创新人力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地区的房价上涨没有减少创新经费投入的增长，...     

全球价值链嵌入、创新驱动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9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促进创新驱动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在创新驱动水平较低地区抑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在创新驱动水平较高地区则呈现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不同创新驱动水平地区，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均呈现积极作用，但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应构建包容性价值链、发挥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深化投入产出要素供给，以期切实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供给侧改革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完全由地方政府垄断，表现出两类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类是大城市持续性供小于求，而中小城市持续性供大于求；另一类是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存在近十倍的价差，且价差仍在进一步扩大。本文分析了上述结构性失衡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建议：首先，转变通过干预资源配置以实现区域协调的思路；其次，改变地方政府与建设用地供给相关的收益函数；再次，在地方政府的垄断性供给之外辅之以一定的市场化供给；最后，在中央层面逐步放开跨省“占补平衡”。     

土地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1.合理规划,不断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控制工业用地。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经过前几年的快速扩张,工业用地的规模不断膨胀且价格偏低,工业用地的存量已基本适合未来中国工业化的需要。而城市建设用地的控制在过去一段时间却控制较严,且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囤地行为,导致土地出让面积与实际开发面积有较大差距,进而使得房价人为攀高。"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城市     

关于城镇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研究—以株洲市为例

我国大多数城镇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方法选用不当,导致评估结果普通偏低,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本文根据株洲市基准地价成果更新的实践,研究了城镇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方法,提出了城镇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技术路线：以土地定级为基础,以成本逼近法对城镇边缘地区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作成本控制,根据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变化规律测算工业用地基准地价。     

我国城市创业成本指数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

创业成本是影响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但关于城市创业成本的量化研究却很少。本文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方面将创业成本划分为生活成本、环境成本、融资成本、运营成本、研发成本和失败成本六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创业成本指数,选取了我国创业活动较为活跃的10个城市进行了2012-2016年创业成本指数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10个样本城市中,深圳的创业成本一直居于较高水平,北京、上海近五年创业成本总体呈上升趋势,长沙、成都的创业成本呈下降趋势,重庆的创业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创业成本中的显性成本相对较高,但隐性成本则相对较低。     

土地新政别让百姓"担惊受怕"

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流失近550亿元。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新政策实施后地价总水平将有较大幅度提高。有开发商称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势必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     

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的关系

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之间具一定的相关性，这节相关性的大小与其所处的工业化程度或水平的高低成反相关关系。在工业化水平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例如，我国东南部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关系不密切，即脆弱生态环境的形成或加剧主要不是因为工业化进程；相反，在工业化水平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例如，我国西部各省、区），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关系密切，即脆弱生态环境阻障工业化进程，而低水平的工业化又加剧生态环境的脆弱，导致贫困与脆弱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因此，提出要想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加速实现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化，既是摆脱贫困也是改善脆弱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引用了协调度概念，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并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②从空间上看，我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发展都较低；③我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区协调发展相对较低。     

工业用地出让、技术关联与产业进入动态

作为城市工业用地出让的法定主体，地方政府具有运用工业用地出让影响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现有文献仍较少关注工业用地出让对产业进入动态的影响，因此难以全面评估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行为的经济与区域效应。鉴于此，文章基于2008—2013年我国286个地级市29个二位数制造业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工业用地出让对产业进入动态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结果表明：(1)全国尺度上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扩张促进了城市产业进入，但该效应在东部、西部地区不显著；(2)全国尺度上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对产业进入无显著影响，但西部地区工业用地价格增长显著抑制了产业进入；(3)本地技术关联度更高的产业，其产业进入受工业用地出让规模扩张的影响更小。文章首次从城市—产业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行为对产业进入动态的影响，能够为区域产业政策制定提供新参考。     

基于特征价格的哈尔滨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研究

哈尔滨市住宅价格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住宅价格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为道里区,二为南岗区。在开发区泛CBD范围内,临近长江路和红旗大街的住宅价格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以上三点连线为较高住宅价格线,向两侧房价大体呈放射下降趋势。在对住宅价格的影响中,建筑结构、物业管理水平和到CBD距离为一类影响因素。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创新型产业用地制度能够促进城市创新吗?——新发展阶段土地配置改革的逻辑反思

利用创新型产业用地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文章重点考察工业用地组成及其结构变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并且从市场化间接协调、知识要素积累视角,研究土地配置改革的制度困境与创新方法。具体而言,文章采用2002～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评估产业用地试点改革的制度功能。研究发现,以加大用地优惠、增加开发强度、提高准入门槛为特征的创新型产业用地制度改革,未能有效促进城市创新,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中尤其如此。影响渠道分析表明,试点改革通过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产业结构调整和在岗职工薪酬水平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文章的政策意义在于,应进一步加快改变工业供地偏向和让渡土地要素收益的土地配置模式,促进社会消费、知识创造与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效率模式重塑的关键驱动力。上述结论有助于为新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为经济结构转换和创新驱动提供理论依据。     

从城市工业用地“低价”出让的动机和收益看土地出让结构调整的方向

通常我国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严重偏低,工业用地占比偏高,很大程度"挤压"居住用地出让的空间,导致居住用地供应不足。本文通过分析城市用地结构及各类用地供应结构的变化,探讨地方政府"低价"供应工业用地的动机,并采用报酬资本化法,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测算城市工业用地的综合收益。分析显示工业用地的综合收益是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38倍之多,是居住用地出让价格的2.5倍。较高的工业用地综合收益表明,应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来提高居住用地的供应,而不是采取减少工业用地供应或强制将工业用途调整为居住用途的办法。     

商住用地价格何以倒挂：策略选择与干预激励——基于全国微观地块数据的经验证据

商住用地价格倒挂是城市内部土地配置逻辑的重要体现，研究地方政府在商住用地出让中的行为对于把握未来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07—2020年286个地级市的土地交易数据集，系统论证了城市商住用地价格的倒挂及其背后的干预机制与激励动机。研究发现：在控制地块和城市的相关特征后，商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显著低于住宅用地的出让价格，并且面积越大、距市中心距离越远以及城市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的商业用地，其出让价格低于住宅用地越显著。商住用地价格倒挂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更多地通过挂牌方式出让商业用地，从而调节其出让价格。而地方政府在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和官员晋升压力时，挂牌出让商业用地的倾向会减弱，同时挂牌出让造成的商住用地的价格差异会缩小，这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可支配资金以弥补财政缺口、发展地区经济。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个税改革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研究——来自2018年个税改革的证据

本文检验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消费市场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个税改革提高了居民的零售商品市场价格，但对于服务市场的价格影响非常有限。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使用分解效应区分耐用和易腐消费品后，发现商品价格的波动大部分来自于耐用消费品，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个税改革后，耐用品需求上升，导致商品市场的平均价格上涨；但是，耐用品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却不高，即大部分增量收入用来消费易腐商品和服务。因此，减税后，降低边际税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较大，而对服务价格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减税对消费价格的差异影响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水平较低、消费能力较低、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准入较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和转移支付较高的城市。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通过税改政策，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进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