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碳排放权交易、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工具,2013—2014年,我国建立了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近十年以来,此项政策的减排效果已经受到广泛认可,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值得探究。基于2010—2019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以首批七个试点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该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碳交易市场特征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在碳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碳交易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中更强,并且碳市场的交易规模、流动性、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对碳交易政策效果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碳配额价格水平也具有一定的负向调节效应。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企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以近年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二者之间的相关作用机制。本文认为：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采取高管薪酬激励能够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企业创新发挥了中介作用。该结论拓展了管理层货币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且对于上市公司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导意义。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团队成员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力量，其稳定性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此，本文以2008年-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能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企业关注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团队成员变更频率具有一定的意义。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非常小。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文章基于201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企业运营低效率和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是产生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和ESG水平的提升会帮助制造业企业尽早摆脱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区间。文章对于破解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之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生存研究

文章基于 2000-2007 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生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生存问题。 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于企业出口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减少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其他控制变量所得结论与一般文献大体一致。 因此,文章建议,要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平稳应对来自外部的各项挑战,延长企业的生存时间,释放企业发展潜力。     

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CEO认知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其作用环境以及作用机制展开了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CEO认知特征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CEO任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而拥有海外经历、金融背景和政治关联的CEO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且上述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分样本讨论作用环境后发现，在不同的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下，二者关系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CEO认知特征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通过运用C-D函数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和CES生产函数法这三种方法对上海市1978-2010年这31年期间的要素投入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比较分析认为C-D函数法更有效.同时基于C-D函数估计结果,对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分解和不同阶段的比较.文章进一步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因素进行分解,运用改进的GLS估计发现:人力资本和R&D活动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变迁因素作用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趋向于“稳态增长”.     

浅析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简述经济增长理论之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途径。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本文利用1980~2003年的我国贸易统计数据,基于不同种类商品的进口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视角,测度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口总体上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初级产品的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有显著影响;工业制成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文章采用1998年～2005年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解成要素投入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研究表明:我国总产出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6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大,在总产出中的贡献达35%;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很小,只有5%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在产出中作用的进一步提高。     

碳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科技进步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所达成的额外生产效率。 传统农业增长模式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以劳动力、资本、土地、农业机械设备等作为测度。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朝向绿色化、高效化、集约节约化发展,加入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绿色化农业建设提供思路与方法。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最为流行的指标,在测算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在借鉴相应学者关于全要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估算方法研究综述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可以反映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是否可持续增长的指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对生产率内涵和生产率增长估算方法的国内外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和评述。国内学者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对生产率增长估算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对生产率增长测算方法进行方法论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 2004-2016 年 285 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在系统 GMM 模型下,对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从产业结构调整逐渐转移到全要素生产率上,且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存在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这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