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因素

税收遵从决策是纳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复杂过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按照经典的逃税模型——A-S模型①所揭示的主要因素是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除此之外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还包括: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及税收文化等。     

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博弈分析

创建基于行为博弈的税收遵从均衡模型,将处于相同税收境况的纳税人视为一个群体,则个体纳税人选择税收遵从策略从纳税人群体角度来看就是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该种策略。面对正常税务检查与严格税务检查并存的环境,纳税人税收遵从博弈稳定均衡策略形成不但取决于税制的特性,而且依赖于其他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依据税收遵从博弈均衡的形成机理,提出建立我国税收遵从激励监督机制的对策。     

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验分析

税收不遵从问题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各国政府都力图从那些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中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提高税收遵从水平.运用实验的方法对纳税人税收遵从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明:较高的税收检查概率、罚款率,纳税人从政府获得较多的公共物品以及较低的"不存在第三方报告的收入"的比重,会导致纳税人税收遵从率较高;纳税人感到自已是不公平的受害者,税收遵从率较低;税率、纳税人收入水平及性别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应从树立现代税收意识、加强税收检查、提高税收执法质量等方面提高我国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     

基于税收遵从的道德思考

本文对传统税收遵从模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纳税人遵从与否不仅是税率、稽查概率和处罚率等外部要素的函数,还取决于内在的遵从意愿。因此,税收道德的培养和完善将有利于税收遵从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而言,税收道德的培养有赖于:一是要在税制改革中遵循公平原则,二是要加强对税款使用的监督,以保证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过程中资金使用的合意性和高效率。     

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述评

税收遵从成本的效应和特征表明:政府的税收决策必须有利于降低纳税人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人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或者至少不会增加其遵从成本。同国际上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相比,我国至今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五途径”提高税法遵从度

税法遵从度是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或自身利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遵守服从税法的程度,全社会较高的税法遵从度表现为纳税人依法及时准确地缴纳税款,其缴纳的税款接近于法定的应缴税款,税收违法行为最低。不断提高纳税人的     

税收遵从成本影响因素及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国内外研究文献将税收遵从成本高的原因归结于税法、税制、税收征管、税务代理、税务腐败、纳税人自身特征和纳税素质等因素。这些因素对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机理各不相同,而且由于国情不同,各因素在各国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本文论述了各因素对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特征,并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为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对策研究提供参考。     

跨国文化差异与税收遵从关系的实证研究

尽管存在税务审计和针对税收不遵从行为的诸多惩罚措施,税收不遵从行为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本文以Inglehart提出的文化二元分析框架为基础,研究了一国文化与纳税人付税意愿及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以63个国家为样本的研究表明,一国文化越是趋近于世俗-理性价值观,该国的税收遵从程度越高;一国文化越是趋于自我表现式价值观,该国的税收遵从程度越高。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在不同的时间状态下保持稳定。     

纳税人遵从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关注纳税人的“个性”特征及个体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尊重和保护个人利益，相应地在税收工作中应关注纳税人的个性特征，尊重和保护纳税人的个体利益。本文介绍了西方纳税人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并阐明其可借鉴性，提出在我国应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征纳关系，重视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     

税收心理学的基本概念

税收遵从是近年来公共财政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经济分析的框架。事实上,税收遵从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问题,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社会影响、社会规范、态度、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因素也对税收遵从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就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为此甚至产生了专门的税收心理学,其主要运用社会调查、受控实验等方法研究纳税人和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认知、态度等。     

“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合作性遵从实现的路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税收环境将得以优化,包括涉税信息更加对称、税收征管效率有效提高、纳税人纳税成本大幅降低、纳税人风险甄别机制更加精准等,这使得税收合作性遵从的实现成为可能。本文结合国外有关税收合作性遵从的"遵从坡面模型"进行分析,梳理出可提高我国税收合作性遵从度的具体路径,包括:推行纳税人自我评估制度、进行有效的纳税成本管理以及创造更加公平的纳税环境等。     

国外税收遵从的实践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税务管理的目标是规范纳税人行为,提高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的程度。本文介绍了税务遵从实践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并针对我国税务管理提出了几点建议:科学认识我国目前的征管现状,构建以提高税收遵从为导向的税务管理体系;以提高税收遵从为目标指导下一步信息化建设;提倡"合作遵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以税收遵从为指导解决征管资源有限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     

纳税人遵从的演化博弈分析

对纳税人遵从行为进行动态分析是税收征管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主体的非完全理性,征纳双方的一次性决策选择是难以实现特定的均衡,征纳之间的博弈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博弈,在税收监管水平较高,并且纳税人群体中占大多数的是诚信纳税人的状态下,如果放松监管,将不会导致纳税人在不遵从上的显著增长。但如果监管水平降到临界点之下,遵从行为的一个较大的偏移将产生,不遵从行为急剧增多,偷逃税盛行,此时再通过提高监管水平、加大惩戒力度来扭转不遵从泛滥的趋势将变得十分困难,需要比以往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论公共产品效率与税收遵从的互动

公共产品效率最大化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公共产品效率不仅关系到资源配置、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也关系到纳税人权利受尊重和保护的程度、纳税人对政府的评价与信任等,最终将作用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公共产品效率与税收遵从具有高度相关性。     

加大信息采集 强化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运用数据信息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纳税申报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定性、定量判断,并采取强化征管措施的管理行为。纳税评估有利于及时纠正纳税人的申报偏差,有利于强化税源管理,有效堵塞税收征管环节的漏洞,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它是介于申报征收与税务稽查之间的一道“过滤网”,对税务机关而言是一种预警机制,对纳税人则是一种纠错机制。因此,其主要职能应定位为以评促管、以评促改、以评促评、以评促收,挖掘征管潜力,规范征收行为,提升税收征管水平和纳税服务品质,提高税收遵从度。     

从税收文化看税收遵从度的提升

研究税收遵从不能无视一国税收文化及其影响。税收遵从研究立足于纳税人的行为选择,与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税收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在探究提高税收遵从度的方法途径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融合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化差异,建设现代税收文化以营造全社会范围内的税收意识和税收法制氛围,使方法的探索、制度的建立更具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税收基本法的调整对象分析

税收基本法立法成败的关键是时其调整对象的准确界定。税收基本法的调整对象不可能是非基本的税收关系,只可能是基本的税收关系,即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形成的税收关系;不可能是最基本的税收关系,只可能是非最基本的税收关系,即纳税人个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关系;在对非最基本的税收关系的调整中,税收基本法规范的是该关系中的一般问题,而不是非一般问题。在我国的税收基本法立法中能对税收基本法期望值过高,必须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制定通则法而不是基本法。     

税收风险管理路径选择与实践探索

税收风险管理是税务机关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在全面分析纳税人税法遵从状况的基础上,针对纳税人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税收风险,合理配置税收管理资源,通过风险提醒、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反避税调查、税务稽查等风险应对手段,防控税收风险,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管理水平的税收管理活动。税务总局高度重视税收风险管理工作,在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建立以     

国外纳税遵从研究动态

国外有关纳税遵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条途径展开:一是起始于Allingham & Sandmo的A-S分析模型,运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决策;二是基于Tversky & Kahneman提出的期望理论分析风险选择偏好以及框架效应等对纳税人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并解释预期效用理论下分析纳税人纳税遵从行为的一些困惑.本文借鉴国外纳税遵从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的税务稽查与处罚制度、提高社会整体税收道德水平、增强财政公平度及优化税款预缴制度以提升我国的纳税遵从水平的建议.     

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

税收遵从成本和征管成本一同构成税收运行成本,是税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税收遵从成本具有非显性的特征,往往被理论界及实践部门所忽视。本文借鉴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理论,分析了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提出了优化我国税收制度、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框架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