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助推了共同富裕吗?

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是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整体呈西北>东北>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华东的分布格局。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单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积累门槛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出U形作用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不同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处于不同分位点的共同富裕影响存在差异。应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人力资本流转机制,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吗？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2-2020年中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更为显著地促进中西部地区以及一般城市共同富裕发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文章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也为新时期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政策启示,还为下一阶段继续扩大创新型城市试点范围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分析：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创新集聚的积极探索。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全面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城市创新集聚水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匹配机会、创新公共设施共享及隐性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通过匹配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产生负向中介效应。     

新型城镇化政策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多重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检验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手段,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282家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研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同时构建多重链式中介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和其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政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同时,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累积——推动创新驱动”的链式中介渠道推动其合理化发展,发现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分别存在双重与三重门槛。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及其各州市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5类包含14个具体指标的综合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对甘肃省及其各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河西地区普遍高于河东地区,重要城市发展水平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耦合分析北大核心

以黄河流域2011—2018年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耦合协调程度,并利用弹性系数法研究耦合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耦合度整体处于磨合水平,研究期间先升高后下降。(2)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耦合协调程度整体上处于中低度水平,高度耦合协调地区仅出现在省会城市,地区分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3)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耦合关系以滞缓型为主,协调型占比较少,衰退型占比较多,耦合状况较差。并据此提出因地制宜、统筹协调的耦合协调发展策略建议。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界定,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居民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四个方面19个指标构建了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原理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对各城市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议及对策。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从全国、分地区、分时段和引入金融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抑制效果最强。金融发展效率对新型城镇化影响强度远大于土地财政,且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远强于中部,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依然是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力量。金融发展水平是导致二者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出现差异的因素之一。为此,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地区采取差异化的融资战略,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效率是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互关联、彼此促进、融合共生。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19年16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成都、绵阳和重庆等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往往新型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趋势明显，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90%以上的城市属于领先型地区，且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成都、重庆和绵阳与其邻近城市有较大差距，亟待发挥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2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造测度国内大循环与数字经济的指标,探究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积极的协同作用,且这种作用不存在时滞性,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起到的影响效果基本一致。此外,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在我国尚未形成显著优势,经济落后地区可依托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和时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时具有协同效应。据此，提出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推进城乡要素流通与资源配置、探索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路径，以期加速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

当前我国土地城镇化超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用DEA模型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评价城镇化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静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9—2014年12个城市整体城镇化效率年均下降9.5%,其中在2014年有7个城市属于非DEA有效发展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变量对城镇化综合效率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城市规模与城镇化综合效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综合效率正相关,投资率、产权结构变量与城镇化综合效率负相关。     

数字金融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28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1—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发展每平均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升0.564个单位。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还可通过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社会资本和积蓄家庭财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中国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实证分析

在城镇化金融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新型城镇化指标,将金融发展分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运用1998—2012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数据和中国金融发展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不同金融种类对新型城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表明,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政策性金融更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水平发展,而商业性金融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水平;两种金融支持对城市环境水平发展推动均不明显;良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进一步推动金融水平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