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基于出口复杂度算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选取中国2000—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不存在溢出效应;长期内,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会影响金融发展。基于此,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应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推进多层次资金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     

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实证研究

以新兴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使用201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新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增加数字服务出口三个渠道提升新兴服务的出口复杂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随着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对细分新兴服务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维修维护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而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行业不存在明显影响。因此,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加大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投资,又要注重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影响。     

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中国传统贸易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应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的重要举措.而推动协同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研究协同集聚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虽然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但研发人员数量不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协同集聚能显著促进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也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亦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政策不断提升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大力推动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促进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     

数字经济影响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但国际贸易合作并未因此按下“暂停键”,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合作的新契合点。文章选取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进步能显著促进中国低碳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低碳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应大力支持并推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绿色技术水平,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提升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

垂直专业化分工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在金融危机后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减弱了。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机制实现,但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通过研发投入机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绩效较好企业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不明显。因此,为提高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适度考虑地区企业的特征因素,以充分发挥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高信息密度的新型经济形态,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作用于高质量发展。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且通过科技创新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培育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明确政府定位,凸显市场优势。     

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基于出口复杂度算法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选取中国2000-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不存在溢出效应;长期内,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会影响金融发展。基于此,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应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推进多层次资金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     

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只有提升技术才能使商品在保持一定价格的前提下仍然具备竞争力。选取2013—2021年出口商品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门槛效应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出口商品价格有提升作用,但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产生这一作用的门槛。达到一定国际市场占有率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商品价格无明显影响。精加工制成品存在明显异质性,一是其价格在出口中受到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弹性更大;二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未达门槛之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其价格,而非无影响。最后从技术提升、市场占领、价格策略三方面为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1982-2012年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对中印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对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更显著。中国应该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畜牧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

厘清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畜牧业碳减排的机理,对畜牧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2007-2020年31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揭示中国畜牧业碳排放现状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国畜牧业碳排放呈缩减趋势,各省畜牧业碳排放差异显著,整体呈“西高东低”的梯次分布格局。技术进步通过畜牧业碳排放强度改进减少的碳排放可以遏制其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但这一结果具有区域异质性,技术进步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排放的“规模效应”大于“强度效应”,因而未能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进一步探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的边际效应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此外,技术进步对畜牧业碳排放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本地区技术进步增长一个单位,邻区畜牧业碳排放将会降低1.666个百分点。     

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成本发现”模型的考察

本文基于拓展后的“成本发现”模型,运用静态、动态识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考察了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并利用2000-2012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全体样本而言,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变量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制度质量对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升级的作用较为模糊,但其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性,两者的交叉项显著为正.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各国应立足本国现实比较优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本国服务贸易“量质齐升”.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     

人工智能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Stanford AI指数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数字贸易是现有研究关注的热点,但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数字贸易研究不足。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并结合各数字服务行业数据强度构建“出口国-进口国-行业-年份”维度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指标,围绕2017—2020年主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对其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展开理论剖析与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人工智能应用对促进数字服务出口都具有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一国基于经济层面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贸易效应相比,基于人工智能研发层面的贸易促进效应更显著,其中人工智能出版物的创新知识外溢效应比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具有更强的数字服务出口促进作用,人工智能人力资本的出口促进作用最弱;除此,人工智能应用对不同性质的数字服务行业贸易出口均有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人工智能会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与削减贸易成本影响数字服务出口。本文可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提供政策参考。     

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市场一体化水平只有跨越一定门槛才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到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约束。只有在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并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强。这一结论对中国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水平,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